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中国大陆52%的城市人口中大概有15%是农民工，真正城市化的人口只有37%左右。非城市户口者的消费能力只有城市居民的1/3左右。从37%到75%，二十年内还要完成约40%人口的城市化，基础建设、房地产、电器、地铁、卫星城，让中国经济再维系二十年较高速度增长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新的城镇化不能重蹈过去的错误，以政府主导基础建设、大量拆迁、大造新城新区，忽视市场与人民的主动需求。在供给严重不足、供给就能创造需求的时代，这没问题，但近年来，到处发生的重复投资、基建浪费以及新区变鬼城现象，说明了民间自主的能动性和市场的真实需求才是这一波城镇化的关键。
待到这一波城市化结束时，有70%~80%的人口住在城市，与西欧、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等社会相差不多。彼时，社群生活、社区生活、自组织、自治理将提上日程，如何让民间社会发挥能动性会成为一个突出问题，需要在观念和行动上未雨绸缪。民间自发、政府诱导、NGO帮扶，创造一个自组织（自己重新凝聚和组织）的过程，并有效解决社区的问题，从而造福一方人民，是社区营造的基本思路。
桃米村：从蛙声一片到蝴蝶王国
每次带人回台湾，我都邀请或力荐朋友去桃米村。这是台湾乡村社区营造的典型案例，也委实不易。从前，它不过是日月潭旁边的一片沼泽地，尔后变成“稻花香里说丰年”。然后“昨日重现”，工业化导致青年离乡，土地荒芜，又成沼泽。“9·21地震”后，政府补贴建房，有一个小小的青年返乡高潮，但旋即又陷入屋多、蚊子多、青壮年少的尴尬境地。于是，当地政府请了新故乡基金会来帮忙做社区营造，打造出台湾闻名遐迩的青蛙观光，“听取蛙声一片”。全亚洲有51种青蛙，台湾有29种，桃米村就有23种。现如今，桃米村的社区营造实验正逐渐扩展至周围乡村，向“蝴蝶王国”迈进。
牵头人廖嘉展、颜新珠夫妇自1999年到现在，14年从没离开过桃米村。该村在暨南大学附近，廖氏夫妇动用自己的能量，请暨南大学的教授给当地村民开了600小时的课，老公公、老婆婆全都来接受培训—这种青蛙叫什么名字，拉丁文是什么，学名是什么，俗名是什么，等等。因此，桃米村里的导游不是雇来的年轻漂亮的小伙子，而是这些阿婆妈妈们，是自小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村民。
台湾早期的社区营造运动属于自发，当局没有介入。台湾社会的行政力量在“一竿子插到底”方面不如大陆彻底，其社区性团体一直存在，底层民间选举也基本上一直存在，县级选举被取消一段时间后又恢复了。此外，社会上还有大型的志愿性组织，如慈济功德会。
早期台湾的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金融合作社逐渐凝聚到一起，成立了大陆木所称的综合农协，在台湾叫农会、渔会。农业协会、渔业协会等等在发展现代农业和初级工业时非常有用，台湾农业现代化水平比较高，它们功不可没。
在大规模社区营造之前，台湾的商业把人性中的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全部激发起来了。某社区为了反抗拆迁，在抗争时非常团结；政府、公司妥协，答应了条件，但“你们要多少钱，我都给你们，你们自己去分”，结果在分钱时就打成一团。这样的案例是见怪不怪的—不稳定的内部团结，其社群是欠缺力量的。但现在，在台湾社区营造的理念从官员到NGO都非常普遍，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人。相对而言，大陆的官员和NGO较少有社区营造的概念。
大陆乡村建设的三个部分
费孝通先生所述的“江村经济”已一去不复返。历史上，四川有袍哥文化，南方有宗族文化；时至今日，南方一带某些村落还有宗族味道。然而整体而言，乡村社会基本处于解体中。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白鹿原》中儒家学者朱先生为白鹿原写乡约，白嘉轩刊刻践行，到后来宗庙被砸，写的就是一个乡村社会自“五四运动”以来逐渐解体的故事。若是一路写下去，恐怕最终要写到市场经济竞争大潮吸引大量年轻人离土离乡带来的一系列冲突和问题。
大陆如火如荼的工业化让乡村社会解体，青壮劳力基本涌入城市，使得乡村多留下“六一三八九九部队”（儿童、妇女和老人），乡村社会基本缺乏组织能力。工业化对传统乡村社区形成了重大破坏。虽然行政权力和组织对乡村和城市社区“一竿子插到底”也对传统社区的解体有影响，但相对而言，市场化才是最大的问题。当然，最可怕的是“一竿子插到底”的权力与市场化结合，对情感性认同的破坏最大。比如，村支书掌握一切，却为自己的利益在外经商甚至卖地以富己，这也正是许多拆迁案例的时代背景。
任何地方的乡村社区营造都必须搞经济发展，否则，青年跑光，就搞不了社区营造。你可以建图书馆、博物馆，办文艺活动，搞社会福利，可能一段时间内有几个年轻人留下来，一度热热火火，但基本不具有可持续性。在我看来，将来大陆乡村建设会分成三个部分。
首先，最有条件也最先做社区营造的一定是发达地区，比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地区，平均国民所得在两万美元左右，可发展后现代服务业，成为市民居民绿色休闲和修身养性的地方。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到四川茂县一个羌族文化区搞社区营造，是救灾中建立的情感连带使然，不是理性的选择。真正理性的选择，应该是在长三角或珠三角富裕城市周边选一个好山好水的地方，做后现代服务业经济实验。西部不少乡村可能还处于当年晏阳初先生“先教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的阶段。坦率地说，晏阳初先生精神伟大，但在那个时代有些逆天时而动，挡不住因七成乡村人口进城带来的乡村衰败。
其次，诸如云贵川等地应鼓励土地兼并，实现家庭农场经营、农业企业经营。因为这些地区的土地抛荒非常严重，可谓大抛荒，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兼并、规模化经营。
第三，在人口比较集中的农业大县甚至是农业大省，农业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从综合农协开始。日韩等农村收入是城市的60%~70%，中国大陆现在不到40%。只有现代农业让资源比较自由流通之后，提高了收入，才可以稳住部分人口，尤其是有知识的青壮年。在运输、交通许可范围内，花卉、果菜、牛奶、蛋等以鲜、绿色为特色的产品，不用搞大规模兼并。在人口密集地方搞农民上楼，大规模土地兼并，会导致农民的失地、失业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
政府应该在政策扶持和经费资助上扮演诱导角色。桃米村若没有政府的“牵线搭桥”，基金会很难自己找进去。但由于行政权力下乡下村之历史缘由，导致政府喜欢主导，搞政绩，而不鼓励村民的凝聚、自我治理。典型的问题一是求快，二是社区工作思维，基本形式是发福利、搞基建、粉墙壁。我自己的观察是，只要某社区被树立为标杆、典型，马上就会问题严重到无以复加，最后总是昙花一现。村民也觉得好处来得太容易，就更加等、靠、要，陷入恶性循环。社区营造的专业人员只是顾问。新故乡基金会刚进入桃米村时，也没有自己的构想，更没有强制力，而是跟村民慢慢聊。村民怎么也不会想到青蛙可以观光，一开始也不完全理解，但是他们慢慢诱导村民加入进来。
社区营造的先行者、核心人物要从下乡、返乡的知识青年和专业人士中涌现出来。他们既有本业、知识，又有一定能量，可以动员很多资源。比如，周一到周五在广州当律师、医生、教授，周五晚上回乡。台湾有些乡村，因为有特色产业做支柱，所以那些专业人士周末返乡不仅带回信息和见闻，也搞起了村落文化。再比如，在上海做了十年银行职员，颇有积蓄，到乡村置地进行民俗经济创业。台湾民俗经济类似大陆农家乐，但要高端和有内涵得多，卖的是特色以及主人的知识，而不是一个吃农家饭然后打麻将的地方。台湾最昂贵的住宿常是民宿，有的比五星级酒店还贵。
城市，社区营造而非社区服务
城市生活的典型问题是个体原子化，社区观念淡薄；尤其是城市新移民，一面与小城市或乡村中的亲戚保持着藕断丝连的联系，一面与邻居“老死不相往来”。
城市的社区营造与乡村社区营造的最大区别，是城市社区往往没有经济功能和压力，但基本的思路仍然是如何把人们聚集起来，而且，社区营造和社区服务的差异更为凸显。我最常讲的一个笑话：之前，一个妈妈一手打麻将，一手抱小孩。有了儿童图书馆、儿童剧坊，她就把小孩送给图书馆的志愿者，然后双手打麻将。社区营造的目的不是办一个儿童图书馆，而是借用儿童图书馆把爸爸妈妈聚集起来，让他们一起来解决社区问题。如果你办一个儿童图书馆只有儿童来，没有爸爸妈妈来，图书馆成功了，社区营造却失败了。
另一个入手点是老年大学。目前社区工作的思路是：拿了政府补贴到某个社区搞养老院，在社区做日托，一大早儿子媳妇把老人送过来，投资很大却只能帮助很有限的老人。社区营造不是这样，而是先把儿子儿媳妇们召集起来，问诸位最讨厌的事情是什么？答案如果是每天在家里陪老人，那诸位先把老人推出来，然后由社会营造人员去政府申请资助，把废置的乒乓球室转换成日托，让儿子儿媳妇们轮流负责照顾老人。不会做怎么办？社区营造员就找专业志愿者来做培训。除此之外，社区营造员还帮忙制定规则并监督规则的实施，扮演恶人。比如，哪家儿媳妇轮班未到，怎么处罚，等等。待一个项目成熟了，再逐步延伸，直到他们完全具有自组织的能力和自我治理的机制。社区工作可能会让50个老人满意，但政府出同样的资金诱导出社区营造，就可能让500个老人满意。
实际上，大陆城市社区的基础可能比台湾还要好，这可能因为是单位制的“遗产”，以及小区是封闭性的。在新的移民社区，大家虽然是五湖四海的背景，五花八门的职业，但为了公共利益，爆发出的凝聚力和持久的决心让我惊诧。此外，老社区建设可以通过社区历史来强化认同。比如台湾的芝山岩社区，搞了社区博物馆、社区史，突出诸如某某历史名人住过某某地方，以唤起居民对社区认同感。
基于志愿者精神去行动
个体原子化导致过度的个人计算，以及情感、归属感的缺失。很多人具有飘泊感，没有家的感觉。然而，人在本质上又需要从家庭、社区或专业性社群、兴趣社团中获得归属感。所以，原子化的生活既不可能，也不应该。我们就要去思考，应该如何恢复社群生活。社区营造是社群营造的一个重要分支，此外还有专业团体、行业公会、公益组织、兴趣小组等等。
社区生活的本质是情感性团体，也是民主社会的基石。没有这个基础，民主进程就会颠簸而坎坷。其最大特色就是改造人，不管是城市社区还是乡村社会建设，其主体一定是社区居民，最终目标是一方人民幸福，核心是营造社区的社会资本，让内部和谐、团结，有自治能力、密切关系网络。因此，能够把这群人凝聚起来的绝对不会是外人，一定是自己人。
基于志愿者精神，下到社区去做事，是社区营造能够启动的关键。志愿者不是为了名利、权力，而是寻找归属感、梦想和认同。权力能得到唯唯诺诺，得不到归属感；交易能得到物品丰裕，也得不到归属感。只有志愿付出，才能感受到归属和发自肺腑的回敬。
为什么说桃米村是不易的？教授们600小时的授课，是由志愿者精神驱动的。当初台湾主要是靠教授等知识精英进社区，学生也比较有理想、有热情。20世纪80年代以后，志愿者精神就越来越爆发。90年代，台湾社会的风气是改造社会的有志青年瞧不起“高富帅”。
我的感受是，目前大陆的NGO水平很低，大量的志愿者没有真正的志愿者精神和责任感。人文情怀的酣睡，或曰人格上的不成熟、不完整，既有文化的因素，也是历史阶段问题。社会原子化、功利化、市场化所带来的道德沦丧，全世界都存在，此外对传统文化的强力破坏也是重要原因，到现在还没拾起来，对“高富帅”的推崇还处于上升期。也许只有到工业化差不多完成时，财富的累积使得更多人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去干一些想干的事，才会真正改善。
我常常说，2008年是“志愿者元年”，大陆真正的志愿者精神和行动才四五岁而已，需要慢慢培养。谁来培养？绝对应该由社会的道德领袖来担当此任。谁可充任道德领袖？应是如宗教领袖慈济功德会圣严法师这样身体力行的人。反观大陆，寺庙都成了观光景点，道德领袖何其稀少！
西方知识分子往往只是知识领袖，而非道德领袖；兼担道德领袖者也有，但不多。中国知识分子除了经世济民，往往同时还要写道德文章，经常扮演道德领袖。知识分子应有张载的情怀，可以“指点江山”，但更要脚踏实地。然而，大陆的知识分子行动力不太够，年轻学生更是太多的关怀在嘴上，在网上非左即右地斗嘴，形成言论狂欢，却不会动手做。知识分子应该多一些田野的精神，与其在网上吵吵，不如到你的社区去发动居民把社区建设得更好。先微观，再指点江山。知识分子要做社会的良师，而不是利益团体的发言人，更不能明明是个名嘴，没有专业，没有实践，和利益集团挂钩，还要伪装成知识分子。正是因为道德领袖的缺乏，才有各色人物（如商人、明星）出来冒充。
企业家也可以参与到社区营造中来，毕竟企业家是社会中的企业家，是社区里的企业家。台湾一个社造基金会的创始人周俊吉先生信仰“待有余而后济人，必无济人之时”，我非常欣赏。济人之事，从现在做起。千万不要说什么“等我如何如何，我再怎样怎样”，这是自欺欺人。等他真有钱了，所做之事，压根不是发自初心，而是纯粹的功利主义。我碰到很多企业家，做了一点好事，但目的只是拍照，请记者报道，发微博；更可耻的是那些假借慈善之名而做公关之实的机构和企业，以公器、民望肥己之徒。
（本篇全文发表于《中欧商业评论》2013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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