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萌
（一）
中国模式之于西方模式，两者之间到底是相同还是不同，学者们有着各种不同层面的对比。
对比的结果，有的可以得出“不存在中国模式”的结论，认为从本质上看，在中国现代社会，其经济、政治和人文的发展模式，都可以从以前的西方，看到其根源。也就是说，中国模式，不具备“创新性”，它们都是其相应西方模式在中国的重现。比如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市场无形之手”的翻版；比如政府调控，就是凯恩斯模式的重演；还有最近的“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相结合的模式，就是前述两种模式的结合，等等。
还有人从不同角度来解读“模式”一词，他们认为，中国政府的“坚持党的领导”，与近代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轨道，偏离很大，从而得出了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很不相同的结论，于是，他们认为，特殊的中国模式是存在的，并且认为，中国模式，不是一个好模式。
在政府层面，有一种官方解读，在改革开放后期，基本没有变过，那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显然，这个解读，承认中国模式的特殊性。
以下，我从“复杂系统”的演化规律出发，以一个具体例子，给大家呈现一个对此问题的另类解读。
我的例子来自于中国当代民营企业的基本实践，具有广泛的“田野”基础（这里只展示一种宏观分析，恕不提供数据）。
例子中所出现的“后现代”、“解构”、“自组织”等词语，均来自于“复杂体系“理论，恕不在此详解，请参阅相关文献。
（二）
中国当下中小民营企业的劳资模式，是一种“后现代”模式，这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现代”“守法”模式的一种解构…
这种“后现代”模式的特点是，劳资双方在实际操作中，均不认同由外部规定的“现代规则”，而是在特殊环境下，内生出（或叫“自组织”出）互相都有利益的、双方都能接受的内部“临时规则”…
应该说，这种“临时规则”，在一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内，是有生命力的；而相应地，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现代规则”，则是不符合企业所处的特殊环境的。
比如对于每周工作小时数，工人和老板都不约而同地愿意违法加班，而双双取得更大的利益…
比如对于养老保险的缴纳，工人对长远的利益兴趣不大，企业对企业要承担的较多的社会义务愤愤不平，因此，劳资双方总能达成一种或多种相互妥协了的方案。
当劳资双方产生纠纷时（一般情况下，个体纠纷远多于群体纠纷），劳资双方找到第三方政府。政府的角色很微妙，他有从企业得到的税收、就业等合法的地方利益，也有从庇护企业得到的个人灰色收入，又有执法、维稳的社会和谐压力。有意思的是，三方也总能达成一个让三方都能满意的“新的临时方案”，这个方案也同样不是遵照现有“规则”的，仍然是“规则”外的“临时规则”（政府只对个案进行处理，并不追究企业的其他违法责任，如对违法历史的处罚和对其他员工的纠正）。
（三）
实际上，如果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的一整套经济逻辑、法律逻辑、人权逻辑等等，我们很难说上述劳资双方加上政府的做法就是错了，工人提前得到了收益（尽管不多，但谁又知道15年以后是个什么样子？）；企业得到了更多的利润；政府得到了相对的太平和繁荣，政府的个人也从庇护（实际上，不庇护也不行，99%的企业都违法，他能纠正得过来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庇护，不如说协调…）企业中捞到了油水…
有人斥责，说这叫“集体短视”，但现代规则的“长视”也有“长视”的弊病。垄断、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欲望无边、规则外的互相无钳制、富人多征税的新型不公平、重新洗牌的风险、战争，等等，都是“长视”所不能控制的。实际上，所谓“长视”规则占主导的社会，也还都会有一系列“修正案”的发生，而这些“修正案”，都是相对“短视”的（富人为什么就要多征税？）。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我们一直看到“单边主义”（坚守“现代规则”的必然）的碰壁和引发冲突，我们也看到“多元主义”的兴起和由它达成的一定空间、时间范围内的和谐。
美国的TPP设立基于“现代西方规则”的意识形态的高标准，使得中国不能加入；英国暂时“违反”基于“现代西方规则”的意识形态，积极加入“亚投行”，并高调与中国建立“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看，“长视”规则，应容忍“短视”行为；“短视”社会，应努力逐步建构起相对“长视”的规则。如果要达成这个目的，协调，必将起到关键的作用。未来无论用何种模式，协调必将永远存在。协调，也正是“后现代”思维模式的精髓所在…
（四）
当今市面的正义，就是“规则”正义，从“后现代主义”看来，正义却是偏见，是不协调，是不现实。“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互为正反方，互相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从反对对方中获取意识形态上的快感。有意思的是，彼时持规则正义观点的人，当他真正融入到后现代系统中、作为利益一方的时候，却大多一转身就变成了后现代主义者。
还拿上面当代中国企业劳资关系的例子来看，在后现代社会，一个参与者，他无论处于劳方、资方、政府的哪一方，他都会选择临时规则，这，就是“后现代思潮”的魅力…
现代规则，说白了，就是以现代资本主义自由化、市场化、人权化、法制化为主流的规则（马克思的公有制，当针对资本主义规则时，也是一种“后现代主义”思潮）。这规则出现才200年，没准300年都撑不到，某个后现代模式（但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公有制模式，不展开），必将成为新的现代规则，看看历史的反反复复，就知道了…
一个广泛被接受的事实是，无论你使用哪种模式，人类基本欲望的满足是至关重要的。基本欲望，就是衣食住行、生存、繁衍、言论等等的自由，而这些基本的自由，又不能离开具体社会环境的制约。比如，你要多生孩子，但如果所有人多生孩子，人口密度和粮食供给便会在不远的将来出大问题，一个基本自由将破坏另一个基本自由，也就是说，基本自由问题，也是个复杂体系问题，而不是简单体系或复合体系（不展开）问题…
对于资源国家（如沙特阿拉伯）来讲，在广大国民的基本欲望能良好地被满足的情况下，只要你不采用极端模式，无论你使用何种模式，都不会对社会影响过多。而对于非资源国家，对于那些基本欲望远未得到满足的国家，如黑非洲，你的模式的权重，就要偏向于极端…
种种这些，都应在复杂体系的后现代模式下来展开讨论。
因此我说，中国模式，就是中国模式，不是任何其他的模式，也不是任何其他模式的“简单复合”，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为适应特殊环境而“自组织”出来的一个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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