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世界华人周刊
李彦
采访对象：李彦，1955年生于北京，文革期间曾在黑龙江、陕西、河南、山西等地居住。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英语采编专业硕士学位。1987年赴加拿大留学。获温莎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97年起在滑铁卢大学任教。2007年起任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院长。1985年开始发表中英文作品。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获1996年度加拿大全国小说新书提名奖。1996年获加拿大滑铁卢地区“文学艺术杰出女性奖”。2002年获台湾“中国文艺协会”颁发的海外文艺工作奖章。1997年起成为 “加拿大作家协会”会员。2002-2008年担任 “加拿大中国笔会” 副会长。
采访者：江少川，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中文系主任。
江少川：你在《羊群》的后记中说：“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从未萌生过写作的念头。”为什么移居加拿大后产生了写小说的想法，而且在《红浮萍》问世后，不断有长、中、短篇新作发表，谈谈你的想法。
李 彦：：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在我似乎是种顺其自然的结果。生活在中国的时候，虽然成长的道路充满了曲折，也经历过不少刻骨铭心的事情，但我觉得，生活或许本来就应当是那种样子，人人都是如此，所以从来没有萌发过文学创作的冲动。当然，因为我在国内的专业是英语新闻采编，发表过一批用英文撰写的采访记，所以也为后来执笔写作打下了一点基础。
80年代中期，我来到加拿大留学。文化上的差异，社会制度的不同，形成了强烈对比，激起了我对生活全新的感受和思索。由于那时我是温莎大学历史系录取的第一个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大家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和加拿大教授们交流时，随便说起的话题，都会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而他们从小就熟视无睹的东西，在我也同样感到新奇。因此，第一个暑假期间，在我白天劳作之余，夜晚就开始用回忆录的方式，记叙了在中国的生活经历。
数年之后，这部回忆录最终演变成了我的第一部英文小说《红浮萍》。发表后，它对我在海外的人生轨迹， 职业， 甚至命运都产生了些影响。当时，周围有一批人，都是用中文搞创作的。受大家的影响和激励，我也用中文进行了尝试，创作出中文长篇小说《嫁得西风》。在那之后，我感受到了一些用中文写作与英文写作不同的乐趣，陆陆续续又写了一些中短篇。几年后，等到生活素材积累的差不多时，我就创作了第二部英文小说，《雪百合》。
总的来说，我属于那种跟着感觉走的人。有感而发时才动笔。因为不是职业作家、也就没有为职业头衔而去写作的压力。
江少川：《红浮萍》是你80年代刚去加拿大用英文创作的小说，是什么触动你产生了写作的冲动，谈谈你的写作过程。这部作品给你带来了很高的赞誉，而十五年后，你又完成了此书的中文版，据我所知，有的移民作家的英语作品是请人翻译的，而你是亲自“译写”，你为什么会不辞辛苦地去进行一次再创作呢？
李 彦：如我前面提到的，80年代普通的西方公众对中国还知道的不多。他们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那些有限认识中，不少也是被扭曲了的。我发现，外国人用英文撰写的各类中国题材，包括历史事件，政治运动等等的书籍，在他们的图书馆和书店里也不少见，只是某些书中的内容，缺乏客观和公正，误导了西方读者。
我觉得，作为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的局内人，我们有责任也有能力更加客观公正、更加细腻准确地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的中国。于是我决定创作英文小说《红浮萍》，直接向西方英文读者介绍20世纪的真实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 通过一个家族三代人在百年历史中命运的变迁，忠实地再现在历史大潮的裹挟下人们难以自主的漂浮，真切地描述历经沧桑的人们的坚韧与追寻。
由于我在叙述主人公们人生经历的同时， 也探究了复杂的人性及传统中国文化等多重因素与他们各自不同命运的关联， 有些文学评论家认为， 小说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情味、作者在创作上采取的忠实于生活的真诚态度，营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使这部作品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赞誉。
小说在加拿大主流社会获奖后，有不少人都问我是否计划把它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那时我认为，用某种语言书写的作品，是有其特定读者群的。由于种族，文化，历史，社会等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不同族群的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欣赏角度会很不相同。直接翻译难以解决这些问题。正如鲁迅早就说过的： 贾府里的焦大，也是不爱林妹妹的。
不过，在完成了一些中文作品创作的若干年后，在文友们的敦促下，我最终还是执笔，创作了《红浮萍》的中文版，于2010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在创作中文版《红浮萍》的过程中，我尝试了一条解决“焦大不爱林妹妹”这一问题的途径：译写。
译写，给了文学创作者自由，不必拘泥于原文在特定语言表达上的局限性，也不必拘泥于原文在素材取舍上的限制，而且还给了创作者更宽阔的思维和想象空间，得以弥补和完善原著留下的缺憾。
十五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回头检视来路，对历史与人性，都有了更加客观深入的理解。当然，译写这种特殊方式，似乎更适宜于由原著者本人亲自操刀，进行再创作式的劳动。为此，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并尝试如何有效地从事双语创作的问题。
中文版《红浮萍》问世三年来，受到了广泛关注。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分析研究。我非常感谢著名学者专家如刘再复、贺绍俊、饶芃子、白烨、刘震云等从思想性、艺术性的高度上对本书做出的充分肯定。也非常感谢不少青年学者专门分析它的结构、语言特色。有精通英文的学者专门把中、英文两个版本对照阅读，研究了自译中的改写策略问题，也有学者把探讨和研究《红浮萍》的焦点全部聚集在女性主义视角上。这些都令人十分欣慰。从中我也感悟颇多，受益匪浅。
江少川：《红浮萍》中塑造了三代女性形象，“平”与她的母亲与祖母，在这三代女性人物形象中，你赋予了他们怎样不同的特性？通过这几个生活在不同年代的女性，你是想表现中国女性的某种特质或是其他什么吗？这几位人物有原型吗？
李 彦：我的专业背景是新闻写作，基本上没有受过任何小说创作的训练。在创作《红浮萍》的初期，原型人物大都取材于真实生活，来自身边自己所熟悉的亲人。因为最了解这些人的喜怒哀乐、心理活动，下笔时便可以避免由于随意杜撰而产生的虚浮造作及违背生活和行为逻辑的现象。
我出生在新中国，目睹了妇女解放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革。《红浮萍》中描述了外婆、母亲、女儿这三代人的生活经历，用生动的事例，充分肯定了这些变革的意义。
何谓中国女性的特质？我感觉很难简单地概括，给出统一的标准。在我看来，不同地域的女性，无论是中国女性，还是西方女性，都会因其成长环境、所受教育不同，而在秉性气质上差异很大。不过， 在加拿大生活得越久，我越能感到中外女性之间在人性方面的相同和相通。
江少川：你是新移民作家中为数不多的用双语写作的作家，以你的亲身创作体会，用中、英文不同的语种写作，在思维方式与语言表达上有何不同？
李彦：虽然汉语是我的母语，但因我在大学和研究生院所受的教育都是英文专业之故，我首先发表的作品，都是用英文写作的。出国前，就已经为《中国日报》、《瞭望》英文版撰写过多篇人物采访。
绝大多数居住在海外的华裔作家是用母语创作。我决定采用双语写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希望我们华裔移民的声音能够被主流社会听到。因为华裔在加拿大不超过人口的百分之五，是绝对的少数民族。我想这里也有话语权的问题。
这些年在交替使用英文和中文直接创作时，才逐渐对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别和特性有了更深切的感受。我想，对某种语言的感受，是很个人的，见仁见智。在不涉及语言学理论的前提下，仅凭我个人的感觉：中文是一种图象性的文字，在使用这些文字写作时，经常伴随着视觉效应和由此产生的更多感受。英文则是一种很简洁、规范、逻辑性很强的语言，只有26个字母，象符号一样。用英文写作时，因为很少视觉效应，故更易使人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事物的实质层面上，使思绪朝纵深发展，而不太受文字表象的诱惑和干扰。
江少川：同时运用中文与英文创作，也就是用双语创作，你有一种怎样的体验与感受？
李 彦：使用两种语言创作，或许可以互为促进，在思维中产生一些新的元素。我的英文长篇小说《雪百合》2010年出版后，《加拿大文学评论》杂志上刊文说：“李彦的写作风格十分独特。同时使用英文和中文两种语言写作，产生了一种神奇的炼丹术般的效果，极大地丰富了书中的意象群和节奏韵律感。毫无疑问，她那带有共鸣的声音，是属于中国韵味的，即便她是用英文写作，也充盈着那种古老语言所携带的胆识、生机与美丽。”
江少川：也就是说，可以把两种语言的优势与特色加以交融、以取长补短，你举自己的小说为例谈谈。
李 彦：加拿大某大学的英文系主任曾问我，为什么我给《雪百合》中的人物命名时，要使用一些很具体的词汇，例如：百合，山茶，麒麟，王子，陛下，鼠少校等等。她在信中写到：“你给书中人物起名时采用的方式，效果极好。这实际上发挥了两种语言的特长。小说虽然是用英文撰写的，但我却觉得，里面含有中国韵味和思维习惯。这使得小说的叙事本身携带了女主人公继承自两个世界的两种文化。这种风格使得读者在阅读时不由自主地也同时使用两种语言来进行思考。非常独特，生动有力。你在运用幽默时也一样。通常，不同文化对幽默会有不同反应，但你这部小说中的幽默却做到了在不同文化的读者身上都能产生效果。”其实汉语的特性，不仅影响了我的英文写作，也使我在中文创作中同样受益。例如在《羊群》中，我就给文中每个人物的姓氏都冠之以动物的谐音：朱、牛、羊、毛、侯、郎等等，喻示某个人身上所具有的某种特殊动物的属性， 以加深读者对书中人物的印象。
最近，我把英文小说《雪百合》重新创作和改写成了一本中文小说，很快就要在国内出版了。读者将在书中看到我在双语写作上新的努力尝试。
江少川：你是什么时候到滑铁卢大学任教的？
李 彦：我是1997年开始在滑铁卢大学任教的。开始的几年，我仅仅教授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文学这些完全用英语讲授的课程。后来，由于对汉语课程的需求逐年增长，我也开始为非华裔背景的学生讲授汉语课了。为了让这些来自拼音语言环境的大学生能够接受汉语这种极具挑战性的图像文字，我总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把汉语知识掰开揉碎了，灌输入学生的头脑中。这种经历，就象我交替使用英文和中文直接创作时一样，也加深了我对英汉两种语言文学区别和特性的感知与理解。
江少川：在中文版的《红浮萍》中，可以看到你将汉语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充溢中国古典情韵。能选一个片断分析吗？
李 彦：我在用中文写作时，很注意充分发挥汉语的特性。例如，在中文《红浮萍》中的一个段落：
“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出国前夕，最后一次去古城探望外婆。虽然二十多年未曾亲近故乡的山水，那里的一草一木却早已深植于我的血肉，常在午夜梦回时，轻轻叩击我脆弱的心扉。
那里的老屋燃起过外婆烹调美味的炉火，
那里的池塘曾荡漾着母亲吟诗作词的碧波，
那里生长过琴姨栽种的兰草，
那里残存着棠舅敲棋的石桌。
那里遗留着我童稚的目光，追随孤雁从长天飞过。
当我再次踏上老街坑坑洼洼的青石板，
我情不自禁一阵颤栗，哀叹岁月的蹉跎。
时光似乎被高高的秦岭牵住了足踝，
迟迟不肯迈过脚下肥沃的土地、奔流的江河。
古汉台角楼上生锈的铜铃在风中叮当鸣响，
我仿佛看见了驻足高台上的少女，
在落霞中苦苦等待江边出现的风帆，
在秋雨中翘首期盼永远不再飞回的白鹤。”
上面这种写法所达到的审美效果，在英文《红浮萍》中是很难企及的。
江少川：用双语创作的作家，接受了来自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学传统，就你而言，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学传统给你最深的记忆是什么？
李 彦：我幼年时就喜欢读小说。家里有全套精装本的《鲁迅全集》，是我母亲的。小学三年级时，才认识了几百个字，就开始读鲁迅了。我上的小学，是寄宿学校，每周有一次晚自习，是可以随便阅读文学作品的。那时读过的《暴风骤雨》《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日》《艳阳天》等等，都是正统的优秀文学，因此给了我良好的文学启蒙。
稍大一点，赶上文化大革命，我才10岁，和弟弟两人把父母的藏书一筐筐地拉到废品站，眼看着那些精装书在烈火中焚烧，化为灰烬之后，我们也告别了北京，开始在祖国各地流浪。对文学的饥渴，使我寻找一切机会去获得“阅读”的巨大享受。看到莫言讲话，说他少年时代帮人推磨，换取一本书。我就想起了13岁那年的趣事。为了借到一本书，我曾经连续数天泡在一个同学家里，帮助她在院子里挖防空洞。正是在青春期，我接触到了民间收藏的一些外国文学经典，主要是俄国文学和英、法文学。我比较偏爱的作品，包括《静静的顿河》《复活》《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德伯家的苔丝》等等。
至于那些传统中国文学的经典著作，也是在文革中完成阅读的。毛主席说，《红楼梦》要读五遍，才能有发言权，我大概一共读过四遍，所以还不敢发言。读《水浒》，是因为要写批判稿，批判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记得我还为宣传栏画过一张“杀惜”的漫画。
我想，这些青少年时代的阅读经历，不但影响了我世界观的形成，也为我在文学上作了潜移默化的积累和铺垫。所以在我日后的写作风格上，有些评论家注意到了我所受到的一些影响，并对此做了分析比较。
江少川：你的散文《忘年》中甚至连人名都没有，但读后很感人，从情感的细腻、语言的灵动以及叙事的角度，都极富张力，给人强烈的感染与共鸣。以你的创作感受，你觉得，小说与散文创作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李 彦：《忘年》是2004年发表的散文。那是篇一气呵成的灵感之作，阐述了一个成熟的知识女性对婚姻和爱情的深入思考，也可以看作是我对爱情描写的“封山”之作。我在其中倾泻了充沛的情感。此后的作品，注意力就转移了。有不少读者告诉我，他们觉得，这是一篇有特殊韵味， 不可多得的文学作品。我很高兴您也喜欢这篇作品并给以它较高的评价。
就创作而言， 我个人体会，小说注重的是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有虚构，但不应违背真实生活的逻辑和规律。散文则更偏重于作者对事物的感受，及情感的抒发，二者都应力求忠实于生活。
江少川：有人认为《嫁得西风》是一部“海外十二金钗”，这是一部以女性群体形象为主体的小说，她们来自于中国的两岸三地，中国作家写女性悲剧的小说为数不少，而《嫁得西风》的背景却在北美，你是如何在异域中表现东方女子的悲剧命运的？
李 彦：红浮萍》发表之后，我加入了本地一个华人女性的团体。其成员大多数是早年来自台湾和香港的移民。同是华裔女性，年龄和教育水准也相差不大，但她们与大陆女性却有明显的区别。这些区别是怎样形成的呢？经过一年多的观察，我创作了我的第一部中文作品，长篇小说《嫁得西风》。小说的原名叫“小城妇女会”。
文学评论家白烨对此有概括性的介绍：“《嫁得西风》是写先后移居于加拿大枫城的来自台湾、大陆的女性移民，因同操国语，相互感觉亲近，并在”中华妇女会“的旗帜下的聚会与交谊。她们在一起，看起来无非是一些家长里短、情爱婚恋的诉说与展现，但看着看着就生出了别的意味，比如大陆北方与南方女性的微妙差异，台湾与大陆女性的显著区别，而在这种碰撞与磨合中，”中华情“渐渐成了联系所有人的一根纽带，使得大家都慢慢聚拢起来，相互进行帮助，开展公益活动等等。作品通过这样一群女性，既给我们揭示了不同地域文化、不同政治背景的人们的所长与所短，又通过海外小城这样一个舞台，去验证，去向我们展示这些存有诸多不同的人们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必要与可能。在我看来，”中华情“无形中构成了作品的”眼“，它意味深长地告知我们，这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亟待开发的和超越许多障碍的精神与情感的内在资源。”
江少川：《嫁得西风》是你的又一部长篇，有学者指出：这部长篇在艺术上继承了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传统，你觉得，你的长篇创作在哪些方面自觉不自觉吸收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精髓而受到影响？
李 彦：如果说这部小说受到了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影响，那恐怕也是在不自觉间形成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用中文进行创作，动笔之初，并没有花很多时间认真思考和推敲小说的写作技巧和结构问题，而更多地专注于如何塑造出生动鲜活、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来。
以《水浒》为代表的优秀古典文学，便是以梁山水泊为架子，搭起了一个比较松散的结构，将一百多个人物和各自的故事串联起来的。其中的不少人物，给读者留下了过目不忘的印象。要向读者展示妇女会中众多的人物故事， 创作中可能很容易就会受到《水浒》这种传统风格的影响。
江少川：据我所知，中国当代文坛对加拿大当代文学知之甚少，文学系的世界文学课讲授加拿大当代文学也不多。加拿大文坛关注加华文学创作么？北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关注、了解程度如何？你觉得应当如何加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
李 彦：在加拿大，华裔是少数民族，大约占人口总数不到百分之五。只有那些用英法文创作的华裔作家有可能进入主流社会文学圈的视野。用中文写作，读者群往往仅限于能阅读中文的华裔新移民，因为土生土长的早期华裔移民后代，绝大多数从第二代起，汉语言能力就退化得与外语一样了。
文学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向其它民族展示自己的窗口。人们常感叹，中国文学尚未在世界上得到它应有的地位，也远未被世界人民所充分认知。我发现，中国人对世界文学名著的了解，远远超过了外国人对中国文学名著的了解。这种现象，应该归功于过去一个世纪来大量翻译成中文的优秀世界名著，使我们从少年时代起就了解到人类文明宝库中的精品。相反，在国外的大学生和普通知识分子中，却鲜少有人读过中国的古典名著或现代文学作品，尽管这些年来，为了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翻译介绍的中国文学精品也不算太少。问题出在哪里呢？根据我这些年来在国外的语言文化教学上，以及自己在用双语创作上的一些体会和探求，我觉得：首先，中文是一种象形文字，汉字元素由图画组成，携带着很强的视觉效果，译成英文后，一旦从图画变成26个字母，往往会使得原本栩栩如生的作品变得枯燥乏味。失去了很多。反过来，那些使用拼音字母的语言，一旦翻译成中文后，却大大增加了他们的色彩和韵味，甚至超过了原文的魅力。这是否帮助了外国文学在中国读者群众的传播呢？
江少川：你的这番见解很新鲜，我听了觉得很新奇，很受启发，细细一想还真有这种成分。
李 彦：我在教授中国文学通史这门课，讲起唐诗宋词时，那些中国人世代传诵的千古佳句译成英文后，外国学生觉得实在是平淡无奇，不理解为什么会被中国人奉为经典。
例如： 清明时节雨纷纷
（中文读者能从视觉上感受到水滴、阳光、月亮、丝绸等等元素）
牧童遥指杏花村
（中文读者能感受到牛、小船、树木、花草的画面）
这些汉字元素都是由图画组成的。中文读者在视觉上感受到的冲击，在英文翻译中荡然无存。韵律的妙处就更无从谈起了。
The day of mourning for the dead it’s raining hard，
A herdboy points to a cot amid apricot flowers.
因此，在中文语境下，为中文读者所写的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后，总会失去很多味道与内涵。更不用说翻译者自身的文学、文字功底在“再创作”过程中对译作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了。
此外，我想还有下面几种可能性：
1.据我的观察，西方读者更习惯于线性结构的小说，一位主人公，一个家庭，贯穿始终才算理想。有位加拿大出版社的总编告诉我：书中的主要人物不能超过8个，加上次要人物不能超过20个，读者才能接受。而中国传统文学以章回小说为代表，习惯于群体式的结构，一部小说里有几百个人物是司空见惯的。《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无不如此。这种写法，对中国人来说没有问题，但是翻译成英文，外国读者却觉得很难搞清楚谁是谁，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等等。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的名字是有具体内容的。文字所形成的意象可帮助读者记忆。例如宝玉、晴雯、凤姐、花袭人，对我们来说，都会在头脑中产生一幅图画。
如果名字没有太明显的特征，例如，《水浒》中一百单八将主要是男性，年龄相貌差异有限，怎么办，为了加深读者和听众的印象，中国的说书艺人采取了用绰号的手法，给每个人名字前边都增加了一个词，什么及时雨、黑旋风、浪里白条，美髯公，有效地加深了听众的记忆，便于区分这些人物。
当代中文小说，有些作者也成功地沿袭了传统文学的做法。例如《林海雪原》中，解放军战士与土匪，人物众多，于是就有了小白鸽、蝴蝶迷、座山雕、一撮毛，来帮助读者区分和记忆。
然而，我们的优秀作品翻译成英文后，以26个拼音字母出现，这几百个人物在书中就失去了特征，极易相互混淆。再加上故事又沿着多条支线展开，就给西方读者的阅读带来一定困难，从而兴趣大减。
为了照顾西方读者的思维习惯，我在创作英文小说时，会有意识地由简入繁，让人物和主题逐步展开，尽量使线条清晰，避免太多的跳跃式发展。
中国五千年历史中的典故、传说，成语以及大事件对西方读者来说内容太多，也是完全陌生的。小说中如果经常引经据典，翻译时却又没做简明扼要的解释，就会使读者不知所云，因而也会失去阅读兴趣。这方面的例子，多如牛毛。
2.为使西方读者喜爱阅读和理解中国文学作品，除了语言文字的技巧，及照顾到西方读者阅读习惯这些因素之外，如果我们的作家们译者们还能对其他国家的读者， 在真善美的认知标准，在共通的人类情感等诸多方面有更多的了解， 就会事半功倍。比如，曾与外国学者谈起《水浒传》，其中李逵为了逼迫朱同上山入伙，杀害了人家的孩子，这在西方读者眼中是令人厌恶和反感的， 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认为李逵正面英雄人物，很难引起共鸣。
总之，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有许多事情需要好好思考。
江少川：中篇《羊群》取材新颖，有学者认为：它表现的是“上帝教义的神圣完美与人类现实行为的不统一性”，你是想通过宗教信仰这个角度表现华裔移民在异域他乡的犹疑、傍徨与困惑吗？
李 彦：《羊群》是我在2001年发表的小说。这也是我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后产生的作品。当时有感于一种现象：很多大陆来的移民，甚至曾经是共产党员，却都转而信仰基督教了。虽然这里面的原因五花八门，动机各异，但这种现象反映出，人类在心灵信仰上是不可缺失的。
评论家白烨对此有十分精辟的论述：“《羊群》这个中篇小说，以一个加拿大小城华人基督堂发展教徒和争夺教职的经过，揭去了罩在这个场所的神圣面纱，让人看到了冠冕堂皇背后的钩心斗角和尔虞我诈，而渐渐凸显出来的想当长老的杨玉清，以及他对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的内在联系的自我剖析，把他如何从一个共产党员蜕变成虔诚的基督徒的演变告诉了人们，也揭示了一些共产党人在出国移民之后皈依基督教的内在隐秘。一些人是寻求帮助，一些人是寻找组织，基督教就如此这般地在一些人那里成了党组织的替代品。这象是在讲述信仰的异变，又象是在描述信仰的不变，象是讴歌信仰的力量，又象是在诘问信仰的意义。几个人物，几段故事，就这样顺流而下地牵扯出有关人的精神世界现状的大问题，很让人为之惊醒，为之思索。”
江少川：我采访了不少的新移民作家，我们可说是真正的同行，因为都在高校任教，业余时间写作。令人感动的是你还顶住压力创办孔子学院，并担任滑铁卢孔子学院院长，直接参与培育西方人学习华文的重任。请你谈谈创办孔子学院的初衷，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想法？
李 彦：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成立六年多来，我常常被西方和华人媒体问及：孔子学院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对此，我总是很坦率地说出自己的观点：目的就是加强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促进世界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
滑铁卢大学建立孔子学院，是有良好基础的。该校的东亚研究中心从1990年起就开设了第一门汉语课程，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世界的崛起，对中文的需求量也逐年增长。在这样良好的基础上，孔子学院在我校的建立，就是顺理成章的举措了，因此受到了学校各级领导和周围同事的全力支持和欢迎。
孔子学院是个新生事物，必然要经受时间的检验。这六年来，每遇风波，我总会收到西方媒体的采访要求。针对他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都会耐心地回答，尽量消除误解，使西方民众了解孔子学院的良好愿望。
孔子学院被看作是中国的“软实力”。这也是事实。其实，不同国家采取“软实力”推广自己的文化，远远早于中国。除了英、法、德、西这些欧洲国家外，亚洲也有“日本基金会”。事实上，在滑铁卢大学，正是“日本基金会”在1989年出资，率先开设了第一门日语课程，支持日本文化在海外的发展的。
一个民族，如果依赖他人去推广你的文化，是不现实的。
江少川：加拿大的西方人学习汉语的热情高吗？加拿大孔子学院办学的现状如何？滑铁卢孔子学院的规模怎样？开设了哪些课程？学员学习状况如何？请你对海外孔子学院的发展前景如何估计？
李 彦：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成立后，不但积极协助东亚系开设了更多的中文课程，完善了“东亚研究专业”的设置，还针对社区的需求，开设了不同层次的兴趣课程，介绍中国文化。我们充分利用滑铁卢大学的名校地位以及我们积累的丰富经验，采取辐射式方法，协助引导周边几百公里内的数所高等院校及中小学，开展汉语教学和中华文化活动。这样做，硬件少，软件多，节省了资金，提高了效益，是我们孔子学院的一大特色。 如何促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课题。通过孔子学院这个平台，几年来我们尝试着用各种方法，切切实实地做了几件事。
1.因为我的文学写作背景使然，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以来，几乎每年都召开一次与文学相关的国际会议，譬如：中加两国顶尖作家交流会、纪念白求恩大夫研讨会、北美华裔作家英文作品研讨会 、沿着丝绸之路—中国文化研讨会、文学中的历史/历史中的文学—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际研讨会等等，促进了中国作家和学者直接与其他民族的作家和学者交流。
2.我与南京大学派到加拿大的首任中方院长唐建清教授合作，编撰了一部中英文对照的《中国文学选读》课本，使海外那些有兴趣选修中国文学的大学生，能对我们的文学遗产有个初步了解。
3.目前，我正在与南京大学派来的第三任中方院长姚媛教授合作，逐步在滑大开设中英文翻译的证书课程，培养专业翻译人才，满足中加两国的需求。
江少川：你在滑铁卢大学讲授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等课程，你如何看待已有百余年历史的诺贝尔文学奖？2012年秋，莫言获得这个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一个中国籍的作家百年来首次获得这个奖项，你对莫言获奖有何感想？西方文坛有何反应与看法呢？
李 彦：听到莫言获奖的消息，我很高兴，但并不惊讶。1985年，我还在社科院研究生院读书时，在刊物上读到了《红高粱》，立即被那种新颖的写法吸引住了。当时还跟同宿舍里一个女生开玩笑说，“你马上去采访他吧，看看他是否还是单身”！其实，当代中国有一支十分强大的专业作家队伍，这些年来优秀作品层出不穷，获诺奖是迟早的事。不是莫言，也会有别人。
莫言的获奖，标志着中国文学正在逐步被世界所了解。这是一个令人可喜的开端。最近，在和周围的洋人同事们以及“加拿大作家协会”的洋人同行们交流时，提到莫言，大家都表示，知道有一位中国作家得到了这样的荣誉，虽然他们都没有读过他的作品。以我的经验来看，虽然了解中国文学的外国人眼下还非常少，但如果推广得当，外国人也是能够欣赏中国文学的。记得第一次讲授“中国文学史”这门课时，班里有一位洋女生，流着眼泪告诉我，她读完翻译成英文的鲁迅的《祝福》、《孔乙己》之后，作品中人物的命运，深深地打动了她。中国大批优秀作品不能得到世界的广泛认知，我认为是当代中国缺少一支强大的高水准的专业翻译队伍。从长远看，除了要培养一大批真正合格的高层次翻译人才之外，还要鼓励双语写作，尽早引导和培养年轻人直接用外语写文章，进行文学创作。用外语写作绝不是简单地换一种语言写东西，而是要在创作阶段就要考虑照顾到外国读者的思维方式，阅读习惯，以及前面提到的诸多因素，这样才会事半功倍。这些都不是单一的语言翻译工作所能替代的。我真诚地希望，有熟练使用英语写作能力的学生，能够开始尝试双语写作，为拓展中国文化与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而努力。我相信，培养大批的高层次的双语写作人才将会大大增强中华民族在各个领域与世界交流的能力和话语权，这恰是我们欠缺又急需的。
江少川：移民文学是近百年中外文坛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在西方曾涌现出一些著名的移民作家，有的称得上文学大师级人物，如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纳博科夫、索尔仁尼琴、米兰·昆德拉等。你对海外新移民华文文学的现状如何评价，以你坐拥中西学府的优势与眼光，对海外新移民华文文学的的发展前景乐观吗？
李 彦：在海外用华文写作，因前面提到的那些客观原因，其海外读者基本上是在能阅读中文的华裔移民的小圈子里，与主流社会没多少关联。尝试用英文写作的华人作家也不少。有人直接用英文写，有人先写成中文，然后找人翻译成英文，包括让自己的儿女翻译。但是最后能被这里的出版社接受出版的却极少。究其原因，也不难理解，这里是严酷的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出版社也得求生存。面对众多的西方作家投给出版社的英文作品稿件，你的作品本身的思想性以及文学艺术水准是否能够脱颖而出，你的作品对英文语言的使用是否能被当地读者认可，使得出版社最终决定选择出版你的作品，而退回西方作家投来的英文作品稿件。这里是硬碰硬的竞争，没有任何私人关照。
我对此体会很深。那时，我从写作到为自己的英文小说寻找出版社，都是单枪匹马，很难得到任何帮助和指点。本来加拿大的出版社就少得可怜，我们用第二语言的作品去和众多英文是母语的作家的作品竞争，实际上很难胜出。每年加拿大出版一千多部文学类作品，但是去竞争这个出版机会的却是成百倍。我曾经给一家小型的纯文学出版社投稿，等了一年多还没消息，后来总编告诉我，他每年收到900部书的投稿，但他们只挑选10部出版。所以在寻找出版社与西方作家竞争出版的过程中，我不时会产生出一种“以卵击石”的感觉。
尽管这是一条非常难走的道路，我仍然相信中国的老话：只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我是一个从22岁上大学才开始学习英文字母的人，相对于我的经历，今天的大学生从小学就开始学英文了，基础比我坚实得多，完全可以做得更成功。
江少川：你的新作《海底》7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祝贺你，请你介绍一下这部长篇的主要内容，与以前的小说创作相比，这部作品有哪些新的追求？
李 彦：我想在这部书中表达的东西比较复杂。“海底” 是相对于 “海归” 和 “海待” 而言的，有些人归来，有些人还在停留等待，而我想说的是那些沉没在海底的人。他们不是那些已经浮出水面的成功人士，他们依然沉在底层，为生存、为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倔强地挣扎，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说，《海底》记录了这一代移民海外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评论家何向阳在“序言”中对本书的介绍可以说准确地概括了此书的主题。
她写道，如果你只是想从这部书中找到上世纪出国潮中的中国人如何在奔赴另一个国度后艰辛创业以求安身立命的故事；如果你只是想从这部书中得到东西方文化或者文明与传统的交汇冲突融合而创造出的某种新的文明在个体身上如何打上印迹；如果你只是抱有某种好奇，想看一看这些从此岸到彼岸的人如何进行身心两重泅渡而完成自我人生的所谓“脱胎换骨”；如果，你还是一个女性，你更想看看你的姐妹如何在异国以双重的“他者”身份，几乎是将过往归零，从头做起、重新创生，那么，你会从这部书中得到你想看到的一切。但同时，你也会大大地低估这部书的更深的含义。这是一部怎样的书？它想告诉我们的仅只是一些人的失败失意、一些人的成就成功吗？不，如果这样去解读它，真的是只看到海水浮上来的泡沫，而错过埋在深不可测的海底里的珊瑚。小说写了那么多的海水中和海岸上的“生物”，如江鸥、红藻、银嫚、翠螺、青蛤、蓝鲸等等5个，他们在异域奋斗挣扎，从最底层的海水里完成着某种生存的“进化”，单是这一故事，就足以让人惊心动魄，因为这里面存放着人所面临的一切苦难悲欢，活跃着人的人格的二次方程的解构结构，人生的考验，人性的蜕变，虽是在最生计的层面展开，却在最心理的层面完成，这其中的变化变迁与变异，岂是十几个人物能够说明。小说迎难而上，它勇敢地将这些人物撒向海底，看他们在求生存的空间中如何学会游泳，学会泅渡，学会求生。李彦小说对于“存在的生命”的书写，可谓用墨深厚，她不做生硬的道德判断，而力图白描地书写他们的喜怒哀乐，世态的炎凉、人性的优劣、文化的冲突、宗教的浸润，都得以素描式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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