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如何束缚人民！

    谈及中国古代人口迁移制度，不如说是中国古代人口不迁移制度，更为准确。因为翻阅历史陈卷会发现，古代统治者本质上是限制人口迁移的，限制的的方法，包括编户齐民，人身控制，设关置卡，严惩流亡迁移等。

　　人口的迁移与户籍制度紧密相联，户籍制度真实地反映了人的自由迁徙实现程度。“编户齐民”较早在秦国实行，其核心是建立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商君书》中说：“全国境内，不论男女，都有名籍在官府。初生者登录，死者消除。”出生即登记，死了就销户，所有户口都在官府掌握之中。

　　秦国并非最早实行户籍制度的国家，据陈小葵先生考证，商代就开始有了户籍制度的雏形：甲骨文中，常常出现“登人”的字样，即登记人口的意思，但还不具备后代户籍制度所具有的多重功能。（陈小葵《论古代户籍制度与中国古代王权政治》，摘自法律史学术网2010年6月28日）

　　周代设立了掌管户籍的“司民”，有了人口统计、上报的具体程序：“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受拜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周礼·秋官·司民》）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户籍登记制度更加严苛，有“书社制度”和“上计制度”，前者为户口统计，后者是户口上报。国君将户籍统计与赋税征收挂钩，作为对地方官吏进行政绩考核的重点，决定官员升迁处罚的依据。

　　为什么此时户籍管理会更严苛？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战争频繁，诸侯国军力和财力压力很大，严格户籍管理，便于课取赋税、征发兵役、徭役，充实国库，扩充军力。

　　而在秦国的商鞅看来，作用远不止此。在他看来，编户齐民的作用还在于对人民进行全面的人身控制，不让他们四处游荡迁移，便于令行禁止地落实政令、执行法律，确保农战政策。所以，在进行编户齐民的同时，秦国还建立了“令民为什伍”的制度，把国中所有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之中，设一伍长，每什之中，设一什长，有点像生产队的组长、队长的意思，将伍、什作为最基层的单位。

　　除将人民进行组织化的编制，秦国还推行“连坐制”——“相牧司连坐”。并鼓励告奸，“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史记·商君列传》）同在一什、一伍的人，害怕别人作奸犯科而让自己受连坐受，于是会出现我们能想象的情景，早上去隔壁看一看邻居在干什么，中午再去隔壁看一看，晚上不放心，又去瞧一瞧。邻居也一样，什伍之内各家都互相监督、互相纠察，都将对方进行“有罪推断”，个人毫无隐私尊严可言。可是这样却起到了“人盯人”的作用，防止人民随意逃跑或迁移。

　　商鞅不仅禁止民众在国内自由迁徙，更是禁止民众在国际自由迁徙。禁止民众在诸侯间自由移民，一方面是担心允许民众国际间自由迁徙，民众就会“适彼乐土”，哪个诸侯国好就去哪个诸侯国定居。可是，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迁徙、择国而居的话，譬如齐国有文化底蕴，我想去齐国定居，楚国有风情，我想安家于楚，就会有人口的流进与流出，要是因为秦国不“宜居”，而造成大量人口流失，势必造成赋税、徭役、兵役的损失，损害本国的实力，增强他国的实力，这是秦国国君最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商鞅认为人民应该“无外交”（《商君书·垦令》），不许移民国外。秦律甚至规定严厉处罚拐带秦国人口出境的行为:“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游士律》）即有帮助秦人出境，或除去名籍的，上造以上罚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但是，秦国却欢迎别的诸侯国老百姓迁徙到秦国来，并用减免赋役的办法来招徕别国人口，以扩大人口和财源。故而，秦国的人口迁移政策是，不许民众国内和国际随便移民，却允许外国人移民国内，并享受“超国民待遇”。

　　另一方面，禁止民众在国际间自由移民，有利于实行愚民统治。商鞅说，“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商君书·垦令》）译过来是讲，禁止民众自由迁徙，他们就会愚昧无知，那些不安分的到处迁徙，扰乱农事的人就会失去混饭吃的地方，只好老老实实种地。

　　这很好理解，民众不得“擅徙”，就不能接受外面的信息，其他国家是什么样子，不能眼见为实，没有比较，只能听官方说了算，说是红的就是红的，说是黑的就是黑的，说我们最亚克西，就相信我们最亚克西，于是安于现状，支持现统治，就达到了商鞅所说的目的：“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同上），民众没有机会与外国人交往，国家就非常安全。这有点像现在的朝鲜，不让人民“逃北”，“逃北者”被抓到要处以严厉的惩罚，无非是愚民，让人民觉得自己生活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度。

　　中国自秦以后来的朝代，譬如明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限制和禁止对外交通、贸易，拒绝和他国往来交流；禁止国人移民海外，担心人民与外国人交往，危及自己统治，大约是从其祖师爷商鞅那里学来的。

　　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大唐这样开放兼容的朝代，与世界的联系非常频繁，中国人往来世界较多。海外中国人之所以有“唐人”之称，海外中国人聚集的地方之所以称为“唐人街”，与唐朝人移民和唐朝的影响力是密不可分的。宋代海外贸易和造船业都发达，与世界的交流益多。一些做国际贸易的商人长期居住在国外，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说，“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并提到有的人“住蕃虽十年不归”，真正的移民海外。

　　只是，这样的移民绝非主流，总体而言，后世深得“秦制”之精髓，在人口迁移政策上，基本上一脉相传。

　　汉代对户籍制度抓得很严，禁止人民任意迁移和逃亡，《汉书·淮南厉王传》载:“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无论迁移者或逃亡者，还是藏匿迁移者或逃亡者，都要受到法律惩罚。汉代就有诸侯王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狱者。

　　唐《捕亡律》规定：“诸非亡而浮浪他所者，十日笞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即有官事在他所，事了留住不还者，亦如之，若营求资财及学宦者，各勿论，阙赋役者，各依亡法。”（长孙无忌《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年版）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只要是无正业而迁移外流，都要受笞杖之刑，求学者、办事者虽然不以浮浪论，但如果这些人没有纳税服役，也要依情况论罪，实际上就是严禁迁移。

　　明朝朱元璋开国后，多次颁布诏令，禁止百姓四处游走迁移，要求乡邻之间相互监督，倘若不务本业四处游走，或者隐匿他乡，要受到各种处罚。对于那些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三无人员”“村无恒产，市无铺面，绝无本作行商”，朱元璋称他们为“无藉之徒”（没有城市户口，甚至连暂住证都没有），认为他们“其心不善，日生奸诈，岂止一端”，不许他们“为吏卒”（皆见《明大诰》）。

　　清代实行保甲制，保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管理人口，不准人们擅自迁移。

　　可见，在专制政权下，户籍管理其实就是人身管理，户籍制度本身就是专制工具。“凡国家治术所掌握的每一个人口的一切状况、家庭关系等等，尽在户口一簿之中。因之，政府只要一簿在手，便可统理庶政。”（张金光《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版）

　　除了通过户籍限制人们迁移，古代政府还通过设立关卡来限制人们迁移。我们知道，商鞅逃亡时想投宿旅店，因为没有凭证而被店家拒之门外。而这个规定就是商鞅自己制定的：“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史记·商君列传》），即秦国民众一般性外出，也要持有官府的引文凭证，这一点很像计划经济时代的介绍信、证明，没有介绍信或证明出不了门，住不了店，办不了事，寸步难行。

　　据张炜先生考证，汉初实行“关禁政策”，限制关中人口流往关东，民众出入关，都要持有官府的符传，没有符传，就不许进出关。唐制，在水陆要冲设置关津，行人须持官府颁发的“过所”才能合法通过。（张炜《中国古代社会移民观念探析》，载《信阳师范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大明会典》规定：“凡军民人等往来，但出百里即验文引，如无文引，必擒拿送官。仍许诸人首告，得实者赏，纵容者同罪。”明朝把老百姓的自由迁移范围限定在百里之内，超过百里的需要有通行证，没有通行证的要被遣返。

　　简单梳理发现，为了统治的需要，专制政权将人们固定在乡土之上，使安心务农，两耳不闻窗外事。实现对人的身体、思想的控制，便能将老百姓像螺丝钉一样拧在专制机器上，保证整个机器的正常运转。

　　那么，中国历史上还有没有移民呢？有，除前面讲到的海外移民，在国内，但基本上是被动移民。一是出于政治或军事的需要，由政府组织移民；一是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时，老百姓被迫背井离乡，迁徙到可以活命的地方。譬如东汉末年至三国，中原战乱，人民纷纷迁往南方，使“中原户口，十不存一”（仲长统《昌言·理乱》）。又譬如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为避战乱，大量中原人口南迁，“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李白《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

　　出于政治需要的移民，多半是为了“强本弱末”目的，移民京师就是其中一种：将地方豪强富族迁移到京师或京师附近的帝王陵墓附近，既加强对帝陵的管理和保护，又起到“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史记·主父偃列传》)的目的。

　　所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前221年，将各地的豪富家族共十二万户迁徙到首都咸阳；前212年，又“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史记·秦始皇本纪》），加以监视。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的150多年间，汉代前后9次大规模地将各地豪强大族与一定财产以上的富户迁移到京城附近。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先后两次，把天下6.73万户富商迁居到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

　　经过长期大规模的移民，京师人口慢慢膨胀，出现人地矛盾，移民政策就得叫停。譬如西汉150多年间的移民，京师人口大增，京城越摊越大，资源承载力达到极限，交通环境等问题都来了，帝国开始考虑停止移民政策。汉元帝即位后，颁布了废止移民令：“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倾者有司缘臣子之义，秦徙郴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不安之意，足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汉书·元帝纪》）

　　需要“强本弱末”时就将老百姓当工具一样移民实之，不需要的时候，就说“黎民之性，安土重迁”，用种种政策来抬高进京门槛，移民政策完全依政治需要而定。都说中国人安土重迁，这固然有人性中安于稳定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不让人迁移，长此以往，人们安于现状，不习惯闯荡天下、四方游走了。

　　军事移民是为了防御边疆，一般是通过战争开疆扩土后，将人民迁移去填充占领土。较为典型的是武汉帝对匈奴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征伐，迫使匈奴人西迁，匈奴故地“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班固《汉书》），于是将“关东下贫”迁移到这些地方。据葛剑雄先生研究，这一时期迁往河西和河套的移民，“有数量可考的即达82万”，“以平均年增长率3‰计，到元始二年(公元2年)，这82万的后裔已达120万，加上零星小批移民和罪犯，内地移民及其后裔至少有250万。”（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当然，也有将军队“就地安置”的，譬如明初征讨云南，将部队就地“军转民”，实现移民。据范玉春考证，明初，傅友德率30万大军平定云南。当时云南境内设有16卫，卫卒达9万以上，洪武中后期又陆续调入25万人，合计有35万卫卒，加上家属，军事移民数量当在100万以上，而当时云南著籍民户只及军户人数的三分之一，所以，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便有“兵多民少”之叹。（范玉春《论中国古代军事移民对移民居地的影响》，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3月第1期）

　　中共建国后，也有过大规模的移民，所谓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是一种军事移民；而上山下乡运动，在我看来，是某种形式的大规模政治移民，在此不表。

　　自由迁徙权是公民拥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非法律规定，不受限制的权利，是人的自由权、生存权的重要内容，与生俱来，不可剥夺。它包括，公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居住地；这种选择非法律不受限制（如军事禁区、自然保护区等）。

　　梳理历史可知，中国古人并没有享受这一神圣的权利，直到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才第一次在法律上承认这一权利：“人民有居住和迁徙之自由由。”中国人破天荒地拥有了这一天赋的权利，而这正是推翻了帝制之后新生的民国将这一权利归还到了人民手里。此后，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改为“人民于法律范围内，有居住迁徙之自由”。1923年10月10日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有选择住居及职业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1932年《中华民国训政期约法》规定，“人民有迁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1946年12月25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人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

　　中共建国后，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但在195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去掉了公民的“自由迁徙权”规定。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以后的修正案中都没有关于“自由迁徙权”的条文。对了，特别提一点，也就是1982年5月，中国国务院发布施行《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2003年，因孙志刚事件，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当年6月1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同时废止施行20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户籍管束制度的废除仍是一个慢长的过程，但已经被一些人认为是一大亮点了。同在一片天空下，同在一片土地上，一样的法律身份，不一样的国民待遇，你是“一等公民”，我是“二等公民”；你是“本地人口”，我是“外来人口”；你是“居住”，我是“暂住”；你叫“城市居民”，我原来叫“盲流”，现改叫“某漂”、“农民工”……

　　这就是中国人口迁移制度简史。古今纵览，让人无限唏嘘。

　　撰文/廖保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