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萌
（一）
有一点高能物理常识的人都会问：“不是说正物质和反物质一样多吗？那为什么我们的周围都是正物质，而没有反物质呢？”
实际上，如果我们的周围充斥着反物质的话，那我们也就不存在了，我们的正物质身体，早就与反物质一起湮灭掉了，化成“一股烟”的能量了。
高能物理认为，在宇宙大爆炸后10的负35次方秒以后，随着宇宙膨胀，极度高热状态冷却，第一波“对称破缺”开始产生。原来混合成能量（没有正负之分）的正负物质开始分离，并随着一些列的机制而互相“远去”。
没有上述说的那个“临界时间”点上的对称破缺，就没有我们现在的正物质世界，当然也就没有你我。
这里不得不插一个话题：所谓的“正能量”，到目前为止，是没有根据的。“正能量”，有可能是“正物质”的讹传或简化。
如果谁坚持用具有科学内涵的“正能量”的说法（文学可以不负责地去用），那么，那个人，一定要去解释在宇宙大爆炸后10的负35次方秒内，也就是灰常灰常短的一刹那时间内，能量是如何进行正负排布的，因为在那个临界时间到来时，所有的能量，就“早已经”是只有一个符号的正能量了。
（10的负35次方秒，等于0.000//001秒，其中要有35个零。）
（二）
从那时开始，我们所在的世界，就不是对称的了，它一直沿着时间的一个方向前行，至今未变换过；宇宙的温度，也随之一直在稳步下降，至今也未上升过；我们的周围，对称破缺这样的事情，更是一步接着一步地上演着，至今未停下脚步（至于未来如何，目前还不确定）…
相对论之于牛顿方程，是在高速时空之于低速时空的进一步对称破缺；量子力学之于经典力学，是在亚原子空间之于宏观空间的进一步对称破缺；生命之于无机物，是在“远离平衡态”之于“平衡态”的进一步对称破缺…
宇宙，从原始“能量汤”的混合中，分离出了原子；世界，从有机物“原始汤”中，诞生了生命；人类，从一向以本能驱动的“懵懂生物”中，获得了思想…
所以说，“人是有思想的动物”这句话，尽管普通，但却是非常有道理的；思想，是人对动物的“懵懂”破缺。
举个例子，小鸡啄米…
在“生物懵懂”时代，小鸡啄米（或狼吃羊），不被视为鸡对米（或狼对羊）的“残忍”行为。米（水稻），会利用鸡的粪便（当然主要是利用生物链中的其他，这里只作比喻说明生态链）；鸡，也会给米的植株捉虫；最后，鸡，还是要啄米。
上述这个过程，是“懵懂生物”的生态平衡过程的一个片断。把这个过程，外推到所有动植物，就是地球生态平衡系统。
（三）
当“懵懂生物”不“懵懂”了，进化出了有了思想的人类后，意识形态领域就出现了“正负”，“懵懂”平衡被破坏掉了，或者说对称有了破缺。这时，鸡啄米变成了“鸡对米的自私”；狼吃羊变成了“狼对羊的残忍”；人，从此有了善恶观；社会，呈现了所谓的正义和非正义…
英国人说：“A country does not have permanent friends，only permanent interests”，我们把它翻译成：“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句话很复杂，咋听起来像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深究起来，却看出在“没有正负”的利益之上，还存在着“有正负”的道德判断。
朋友，有好坏之分，区分的标准，来自意识形态；利益，没有好坏，仍然属于动物的“懵懂”范畴。没有利益往来的时候，动物们不大会成为朋友（或敌人，实质是“相交”），但人类却可能会结成同盟，只要你的价值取向与我一致。价值取向一致的时候，我起码会得到“意识形态”上的“被认同”所带来的愉悦（利益），而这是“懵懂”生物所没有的。
在有利益往来的情况下，人们当然可以合作（动物也一样，有相交），但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就是如果我认为你是混蛋，你给我再多的利益，我也不跟你玩。有骨气者，如商朝的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那他们只能躲在山上饿死。
看到了吧？生态圈的对称，就是这样随着人类思想的到来被破缺的。动物们历经亿万年“苦心经营”的“懵懂”生态平衡，被人的思想，给打碎了。
人类在打碎了“懵懂”对称的同时，还保留着“非思想”的“懵懂”。如何理解呢？这就是“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句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含义了。
（四）
有一种英文，把蚜虫翻译成antcow，意为“蚂蚁的奶牛”，那是因为蚂蚁和蚜虫的关系，是一种共生的关系。
蚜虫吸收植物中的汁液，它的排泄物，对于蚂蚁来说，却是一种“蜜糖”。这样一来，蚂蚁就不侵犯蚜虫，并且保护蚜虫免遭天敌的侵害，甚至帮助蚜虫繁育后代，因为蚜虫能为它源源不断地提供蜜糖。
蚂蚁和蚜虫之间的共生，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共生，是“懵懂”的共生。蚜虫没在“主动地”为蚂蚁生产蜜糖，蚂蚁也没在“主动地”为了蚜虫跟瓢虫打架。只是，不为蚂蚁生产蜜糖的蚜虫，不会得到蚂蚁的保护；不为蚜虫打架的蚂蚁，也吃不到蚜虫的蜜糖。结局是，那些不存在共生关系的蚂蚁和蚜虫，都会死掉，活不到今天（如果蚂蚁只有这一种摄食行为的话）。
然而，如果蚂蚁和蚜虫不再“懵懂”，它们有一天“偷吃了伊甸园的苹果”，突然变得聪明起来了，那结局可就不是酱样了。我们很可以不开玩笑地说，如果哪一天蚂蚁也像人类那样，进化出了思想，那个思想也必将是非线性的（生物的内禀规律），由蜜糖带来的愉悦，会产生“边际效益递减”现象；同时，那个思想也是有“价值观取向”的，导致蚂蚁只是任性地喜欢带斑点的蚜虫，于是，哪一天，蚂蚁看着蚜虫不耐烦，或不顺眼，会一口将它吃掉，而不论它是否为它生产蜜糖…
（五）
很多人，割裂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科学和人文分属不同的领域，他们之间不存在“逻辑演绎的通道，因此，不可能从科学推导出任何人文文化”（胡守钧）。
这些人不承认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纽带，实际上就是不承认人类的进化史，就是不承认自然界的“对称破缺”史，进而也就是不承认科学。于是，他们的研究方法也就显而易见地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而沦为“臆测式”的研究方法，充其量也只是“推理式”的研究方法。
奇怪的是，他们却经常地“借用”科学的某一种现象，来片面地类比于人文；有时，他们又“凭借联想，自由地借鉴任何科学，创造人文文化”（胡守钧）
“社会共生理论”，就是这样一个在切断了科学与人文联系的前提下，通过“借用”和“借鉴”生物共生现象，“凭借自由联想”，“自由地创造”出的一个人文理论。
按照这个逻辑，我是不是也可以从“狼吃羊”这个现象出发，“联想”出另外一个社会理论。我可以把它叫做“非共生生存理论”，或者叫“伐害生存理论”，要知道，狼吃羊的这种弱肉强食模型，相比蚂蚁和蚜虫的互助共生模型，更具有生物学上的一般意义。
（六）
共生类的理论（如科学共产主义），都可能会科学地谈及“斗争vs妥协”、“互斥vs互补”，会谈及“共生vs竞争”。很好！所有这些“反馈”式要素，都是在自然界中不自觉地存在着的，同时也是所有复杂系统演化动力学的必要内在条件。但是，我们要考察的，是共生理论的主旨，而不是它的局部。
共生理论的主旨，是共生，而不是破缺；它的目标是“一锅粥”式的平等和谐（抑或是有等级的和谐），而不是最终以破缺结束的暂时平衡（请注意，这对政治家来说，十分重要！）。
共生理论说，“提倡诸种经济主体在合理的度之下分享财富所形成的经济和谐关系”，“诸种政治主体在合理的度之下分享权利所形成的政治和谐关系”，“诸种文化主体在合理的度之下分享资讯、自由创造并且传播精神产品所形成的文化和谐关系”，“人向自然索取资源，但又不造成过度破坏，并且保护环境，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经济平衡”不对吗？“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对吗？当然对！但请注意，在以上的并行句子里，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有人巧妙地掺合进了“思想”那个可怕的东西。这当然不是理论家的故意，而是他们的知识底蕴不够，不知如何识破天机。
“政治和谐”和“文化和谐”，都是需要思想大同才能导致的东西，这种“和而不同”式的相处，从复杂系统的本质来讲，从对称破缺的方向上讲，都不可能“超长期”地坚守。如果一个政治家，看不清这个从自然界到社会的关联道理，就会被人所利用。
（七）
狼吃羊，羊吃草，草再利用雨水、空气、其他动物的粪便和植物腐殖质…等等，一圈下来，形成了生物圈，达成了生态平衡。
在这个生态链条上，一般来说，缺了哪个环节，都会产生问题。但动植物体系，是个复杂体系，有“自调节”功能，会进化，能够“自组织”地去适应。
平衡归平衡，适应归适应，但那都是自然界“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探索，自然界从来没有“计划”！
狼吃羊，不会算计着吃，羊吃草，也不会算计着吃。当一个山头的狼，因为某种疾病死光时，羊就会泛滥，草也就不够吃了。草一不够吃，羊也就会大批死去，一直死到，地上的草，只够养那么多的羊。这些个变化，都是自然而然的变化，不是谁“计划”的变化。
人类思想的出现，打破了这个格局，使自然界产生了“计划”。人类干预自然界生态平衡的最主要手段，有两个，一个是“驯养”，另一个是使用工具。“驯养计划”和“工具计划”，使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产生破缺。
人类不仅驯养植物，如水稻小麦苹果鸭梨，还驯养动物，如猪马牛羊、鸡鸭鹅兔。人类通过有计划地驯养活动来“有意识”地为自己服务，同时导致被驯养的动植物不能参与正常的自然生态循环。人类从使用工具的第一天开始，就以一种“不对称”的方式在自然界中竞争，他们用工具制造了钢筋混凝土的城市，也制造了数万枚的核弹头。人类的计划，无可匹敌，它深深地改变和影响着自然，时刻准备毁灭着自然。
既然驯养能在自然中引发不对称，那么，从驯养的角度上讲，蚂蚁和蚜虫的共生“计划性”，要比狼吃羊的“计划性”强很多，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蚂蚁蚜虫体系，更接近对称破缺，而不是和谐共生。当然，问题的实质，是要看，是蚂蚁随机遇到蚜虫呢，还是有意驯养蚜虫。如果蚂蚁随机遇到蚜虫，生态圈不会破缺，但如果这家伙“有意”驯养蚜虫，那问题可就严重了。
（八）
从共生，自然地会推导出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上的国际化，自然而然地会认同拿破仑的超越民族的精神，认同 International，认同苏联的社会主义，认同共产主义，认同美国的单边主义，认同由启蒙而来的现代规则，认同统一的西方价值观…
共生，当然不是亨廷顿的文化冲突。
共生，也不是孔子。
两千多年前，孔子，从“天的纹路”（秋风）索要一切，进而得到“天文”，然后再转化成“人文”。
孔子虽然不知什么是科学，但他朴素地认为，天之道，反映在人身上，就是“人之德”，人之德中好的一面，就是“仁义”，约束“不仁不义”，要用外在的“礼”。
在孔子的“科学”模式中，进化了的思想，有更加自私的一面（生存的必然），也有限制自私的“主观能动性”（思想的另一面）；既会“僭越”，也可以“克制”自我。孔子认为，只要大家在自私的道路上，时时注意克制，照顾到他人，社会就会重归和谐。
所以，孔子的“爱人”和“帮助他人”，都是“克制”的结果，而不是“发自内心”的必然。只要人们尊礼而行，人们的行为，就类似“发自内心”，就不用去强化用“刑”。
孔子深知，水，总是要淡于血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总不如由基因带来的生物性那般牢靠，很难“更长期”地将和谐维系下去。因此，孔子认为，教育，是人们一直要努力而为的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
孔子模式，与三代后的孟子的观点，存有很大的分歧。
孔子与孟子分歧的本质，在于对待思想的态度。这生物界最后通过人类所进化出的思想，是否已经被环境所拣选？从孔子的做法看，他不认为“仁义”可以遗传；而从孟子的“四端”学说来分析，孟子已认为“是非和羞耻”已经深入人们的骨髓（基因层面）。所以，孔子儒家的努力，在于强调教育和实践，而孟子儒家的努力，则部分地转化成“心智的开发”。
孔子明知水不可能浓于血，但他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孔子的伟大，在于他阐述了如何在人类的自私本质中，找到一个“尽量延长”和谐社会的思路和办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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