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之子”曼德拉去世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其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中南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先后前往南非驻北京大使馆、南非约翰内斯堡表示悼念。

2013年12月10日，在南非政府为前总统曼德拉举行的大型官方追悼活动上，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说，“曼德拉是中南关系的奠基人之一，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中南友好、中非关系做出的重要贡献。”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综观中国此次对曼德拉的悼念活动，并未超出2012年10月柬埔寨太皇西哈努克去世时的规格。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外交语汇中的特殊称谓。随着时代的发展，“老朋友”们也逐个离世。对于逝去的“老朋友”，国家又是如何表达哀悼的呢？

“老朋友”和“伟大朋友”有不同

在“老朋友”离世后，中国也有不同的官方评价。在这些老朋友离世之际，最先发出的就是以国家名义或领导人个人名义发出的唁电。这些唁电中，大致会对这位老朋友与中国的关系作一番大致的评价。此番措辞十分考究，措辞间的微妙变化蕴含着深意。

譬如，曼德拉去世时，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个人名义发表唁电称，“曼德拉先生是中南关系奠基人。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为中南关系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的贡献。”对照去年去世的西哈努克，胡锦涛发表的唁电中则有“同中国几代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的评价。关系谁近谁疏，不难判断。

这样的轻重在“朋友”的种类上，也有体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洪磊在2013年12月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的回答。而两哈努克去世时则被称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这样的称呼，在中国评价“老朋友”的历史上，算是比较少见。

而“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则是一个基于历史坐标的称谓，多用以形容社会主义阵营中与中国关系较好的领导人。譬如，金日成与胡志明离世时，中国发出的唁电就以这个词语来称呼这两位“老朋友”。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的苏联，在其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去世时，中国给予他的评价更高——“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和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不过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紧张，斯大林之后的几位苏联最高领导人就再也没享受到这样的待遇了。

“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这一词汇，在进入21世纪以来，频繁地出现在唁电中。如2011年去世的金正日、2009年去世的加蓬总统邦戈以及2007年去世的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等。

相对于各国政要“老朋友”而言，“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措辞多用于民间好友的评价上。如胡锦涛在萨马兰奇的唁电中称，“萨马兰奇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周恩来在斯诺的唁电中亦称斯诺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唁电措辞不仅能看出中国对某位“老朋友”的历史定位，更能读出几分政治含义。这在对朝鲜两任领导人离世的唁电中显示得尤为明显。

在金正日离世后，中国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发表唁电中表示：“我们相信……紧密团结在朝鲜劳动党的周围，在金正恩同志领导下，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强盛国家，实现朝鲜半岛的持久和平继续前进。”

而此前1994年，金日成去世时，唁电则提到“我们坚信……紧密团结在以金正日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周围”的相关内容，相隔十多年的两份唁电内容大同小异。有分析人士认为，“作为朝鲜盟友的中国，亦在通过唁电这一形式体现了对朝鲜领导人接班人的支持和认同。这对于朝鲜内部在权力交接平稳过渡亦有很重要的作用。”

《人民日报》的版面位置

中国对已经离世的“老朋友”的悼念也有不同的规格。一般情况下，可以从唁电在党报《人民日报》的位置，领导人个人发出的唁电还是以集体名义发出的唁电，去使馆吊唁官员的级别，派往参加葬礼的官员级别等多个方面体现出来。

这次对曼德拉的悼念规格可谓比较重视，虽然没有西哈努克降半旗的规格高，但国家主席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李源潮除了到使馆慰问，亲赴南非参加悼念活动，也属十分难得。

因为按照近年的“惯例”，当一些身在国外的“老朋友”离世时，参加葬礼的领导人级别就大抵维持在副总理级别，如2012年9月，副总理回良玉全程参加了埃塞俄比亚“老朋友” 梅莱斯的葬礼。

而2012年10月西哈努克享受到的降半旗、常委的悼念到国务委员戴秉国亲自护送灵柩回国，都显示了中国政府对于这位“伟大朋友”的重视。但是相对于中国对斯大林逝世的悼念活动而言就是规模较小的。

1953年3月5日晚上斯大林去世，时任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在3月6日就偕多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直接前往大使馆吊唁。1953年3月9日，斯大林葬礼在莫斯科举行，毛泽东动员60万北京市民到天安门广场前举行追思大会 ，莫斯科葬礼和北京的追思大会几乎同步。此外《人民日报》的头版更是几近全部贡献给了悼念斯大林逝世的新闻和唁电。毛泽东还亲自撰写悼念文章《最伟大的友谊》，作为总理的周恩来则亲赴莫斯科参加葬礼。1954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一周年之际，《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各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党政军机关和人民团体，都悬挂半旗纪念”。

西哈努克去世，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还以个人名义发表唁电并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这并非首开先例，此前的1994年，恰逢金日成逝世时，《人民日报》亦刊登了已没有公职的邓小平以个人名义发表的唁电。

比较特别的是2013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的对“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的唁电，胡锦涛、习近平的唁电均发表在头版，位置一上一下。胡锦涛代表的是“中国政府和人民”，习近平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两人均在唁电中称查韦斯为“伟大的朋友”。

除此离世的悼念外，中方还会在“老朋友”离世后的诞辰或逝世的“逢五逢十”进行纪念活动，诸如座谈会、纪录片、纪念文章等。中国人民可以在中国媒体上再次温故“老朋友”们。

中国降半旗难再有

曼德拉逝世后，联合国、欧盟、非洲联盟、美国、英国、法国、新西兰、爱尔兰、印度、尼日尼亚、阿尔及利亚、肯尼亚、挪威、巴勒斯坦、委内瑞拉和古巴等国都为曼德拉降半旗。对美国而言，为外国人降旗，这在历史上十分罕见，尤其是在几年前，曼德拉还名列美国的反恐观察黑名单，有将近20年的时间被美国禁止入境而无法参加联合国大会。

但这次“为曼德拉降半旗”的许多国家中，并没有中国。西哈努克仍是21世纪以来享受中国这种“高规格”待遇的唯一人。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鉴于曾经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当时的中国外交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浓厚。中国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朋友与兄弟并不吝惜自己的人情。除对外援助外，在悼念过世领导人级别的“老朋友”上也彰显足够的诚意，“降半旗”并不罕见。

经过梳理发现，苏联的斯大林、捷克斯洛伐克哥特瓦尔德、蒙古布曼增迪、罗马尼亚格罗查、保加利亚达米扬诺夫、刚果（金）卢蒙巴、罗马尼亚乔治乌—德治、胡志明、金日成，这些领导人去世时，中国均降过半旗。而这些领导人所在国家在当时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

但是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鲜有为他国领导人离世降半旗的实例，西哈努克去世为首次。此前即便是助中国申办奥运成功的萨马兰奇也没有享受到“降半旗”的哀荣。

就事论事，在世的“老朋友”名单中能有西哈努克这样资历的人恐怕少之又少。西哈努克所享的“降半旗”哀荣恐怕是今后很难再有的待遇了。

相比为“外国友人”降半旗的减少，中国国旗越来越多的为中国普通民众而降，譬如玉树地震、汶川地震、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等均为遇难的普通民众降半旗。

还有一种情况是为中国在海外遇难的同胞降半旗致哀，如2010年在海地地震中牺牲的王树林等8位维和警察，1999年悼念在北约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中牺牲的邵云环、许杏虎、朱颖等3位同志。

有研究人士认为，这种变化彰显的是一种对内的“以人为本”，对外日趋务实的外交作风。

（《读天下》2013年第2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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