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的管理科学正处于从跟踪、模仿走向自主创新的关键时期，创建并繁荣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是管理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对于管理问题曾有一段精辟论述：“管理是关于人类的管理，其任务就是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协调配合，扬长避短，实现最大的集体效益……因为管理涉及人们在共同事业中的整合问题，所以它是被深深地植根于文化之中。管理者所做的工作内容都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他们的工作方式却千差万别。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管理者所面临的一个基本挑战就是，如何发现和确定本国的传统、历史与文化中哪些内容可以用来构建管理，确定管理方式。”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学术界和实业界日益重视并鼓励在中国背景下进行本土化管理研究。我国的管理科学经过30多年来的发展，正处于从跟踪、模仿走向自主创新的关键时期。在解决管理实践问题的过程中发展管理学理论，深入而广泛地进行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学研究，创建并繁荣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是中国管理学者的重要责任，也是中国管理学界的历史使命。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在促进管理学本土化进程中，一直在不断努力和摸索。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从1997年起，每年召开不同主题的“东方管理学研讨会”，并多次在日本、韩国、德国以及在中国上海等地由世界管理学联盟（IFSAM）主持召开的“世界管理学大会”上，呼吁要创建基于东方文化的东方管理学和中国管理学，获得了中外学者的积极回应。
管理学本土化的研究，在理论上有其必要性，即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企业管理中涌现出的各种新问题新情况，对于长期以来处于西方管理学绝对话语权下的管理学提出了挑战，管理学理论体系迫切需要创新。而在实践上，基于文化情境的差异，中国企业也迫切需要更贴近中国实际的管理学理论指导。因此，海内外中国学者都意识到建立中国的管理学体系和推进“管理学本土化”进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因为现有的管理学难以有效分析东方背景下各类人群的心理与行为，自然也难以有效解决我国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从外衍性管理学向本土化管理学迈进。
1986年，国际学术界出现了indigenization一词，意即“本土化”。有学者将“本土化”分为两种，即内生性本土化(endogenousindigenization)与外衍性本土化(exogenous indigenization)。前者是一种发自于内的本土化，其动力是内在的自发性要求；后者是一种发自于外的本土化，是受外力推动的本土化进程。所谓“本土化”，实际上就是一种基于现有理论框架、但所研究对象具有本土特色的具体化内容，包括最高程度的情境化研究，或者是从特殊情境下的现象中总结出新的理论。本土化研究关注本土情境下的新颖问题、或者现有理论框架下未被关注的本土情境下的熟悉问题。
“管理学本土化”，是指在当今的管理学研究中，在不忽略西方管理学方法的前提下，避免不加批判、食洋不化地套用国外的理论、概念、方法及工具，并且从本国的管理现实出发，逐渐建立起中国本土的管理学理论及相关方法，使管理科学能更符合中国的社会现实、文化和历史传统，并更好地指导我国的管理实践。
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的研究主体包括管理学者和管理活动实践者。获得管理真实性的最好途径，是研究者一定程度地参与组织流程。简单的、“蜻蜓点水”式的调查在获得组织真实性方面不可能有效，因为这一过程会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坏，也因为研究者同组织接触的深度有限而受到一定限制。
管理研究的实质，要求管理实践者和研究者两方面都要付出创造性劳动。管理实践者群体需要认识到，“行”胜于“知”，他们所做的一切要比他们经常强调的具有更大的价值。同样，管理研究群体也要认识到，纯科学模式在管理领域并不适用，因为管理研究的核心是对实践的理解、诠释和凝炼，管理研究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活动，在相当程度上，管理学理论是针对某种情境的局部性理论，而只有少量经过长期和大量实践检验的理论，才能成为某种普适性理论。
科学的本质是为了创造出关于研究对象新的规律性知识，以解释和预测研究对象所不断生发出来的新现象，而不是推广某一具体理论或者学科。如果一项研究仅仅解释现象而不能预测趋势，这个研究很可能仅仅停留在讲故事的层次；而如果一项研究不能解释现象而只是做预测，这个研究最多只是运用科学研究的结果而不是推进科学研究。一般来讲，由于社会活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如此之多，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相比，其预测成功的程度没有那么高，其所运用的模型可能会帮助我们识别个人或群体面临的各种不同选择，但预测出他们将来采取哪种选择的概率都很低。
对于实证研究，胡适先生曾提出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然而，反观当今中国管理学界的一些实证研究，并没有把“小心求证”作为实证研究的精华而给予足够重视。实证研究是一个内涵很丰富的概念，不应该片面局限于问卷调查和统计。在某种情况下，基于行为介入和非行为介入研究之间的真正区别是研究者在说明结果时所作的选择，而不是研究方案自身。人们在不同的研究方案、资料收集或分析方法的细节中可以察觉到，真正实质性的差别来自于研究者的意图，而不是来自于研究方案或调查现象的性质。研究者所采取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如数据的采集和具体方法的运用等）都会对研究结论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管理学本土化”的发展应该避免强调任何一种研究方法而排斥其他研究方法的尝试，以免走入过分工具化的死胡同。
作者：苏勇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系主任，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编辑潘琦。
来源：复旦商业知识 http://bk.fudan.edu.cn/d-1376283950396 （该文章来源于网络，文章不代表本网站观点; 若有侵权请24小时内直接与本网站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