阈限是无着落的状态，在不确定中，你有充分的自由
于硕（香港理工大学中欧对话中心主任，跨文化人类学教授）：这个题目看起来有点吓人：阈限、跨文化、生成性，这些概念大家都不怎么熟悉。我是跨文化生成的人，永远属于天马行空中的阈限状态：什么都不是，哪儿都不属于，不知道是哪里人、做什么学问，不知道将来会在哪一个空间，这是阈限，阈限是无着落的状态，但在无数艰难险阻、无数不确定中，你有充分的自由，谁都管不着你，但凡这一点充分的自由就足以让我忍受无数的困难。
我从中欧相逢五百年的历史看阈限的状态，人类学讨论的阈限没有永久存在，也不会讨论永久性。我之所以说它是永久的阈限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不同文化的相逢中，永远有这样一种阈限状态，它会生成一种新的东西。阈限会基本上离开原有的结构，处于一个门槛状态，接着又回到原来的结构中，这时候他是一个“新人”，是跨文化交流、跨文化生成的是第三种知识、第三个空间。
“过去是从前的现在，将来是宁静的现在”
为什么做人类学要回到历史中？我们生活中有无数的惶惑，你会回到历史中找寻答案。我们常常说以史为鉴，也就是说在对过去的反思中，回归到过去时，能够设身处地想象，然后再回到当下的状况。这也叫“镜像”，在时间的向度上拿历史做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历史需要重新回顾，历史总会给我们带来新的角度、新的时空、让我们在对当下的关怀中获得一种新的体认。
法国哲学家Deleuze说“记忆从来不能召回或叙述过去，如果过去不是当其还在场的时候就被形成，所以过去是为了将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特洛其说，古老的原始森林里有一个枣树，听不到它轰然倒塌的声响，但它存在过。通过什么知道曾经有一棵枣树？因为它倒塌，阳光辐射造成的绿色植被和森林里被遮蔽的状态完全不同，会产生新的自然生态现象，因此我们说“过去是为了将来”。从人类学的角度进入历史，我们知道我们的大历史是宏观叙述的客观史学，由编年史时间、历史大事件、帝王将相等上层人物构成，而小历史是当事人的历史，是一个历史的面，现有的历史是历史的线。所以从人类学的角度进入历史，这个历史就是三位一体的历史，是一个宏大的、整体的、有血有肉的历史，不只是线性架构的历史。Deleuze还说过，“过去是从前的现在，将来是宁静的现在。”
后中欧相逢时代：以地域、国家划分的时代已经结束
中国和欧洲现代以来的三次相逢，可以作为今天阈限历史人类学的案例。
中国和欧洲的相逢始于500年前文艺复兴末期，利玛窦1583年来到中国，从他那儿开始历史是一个长时段，不可以把它切断，但总是能找到一个界碑，于是，利玛窦成为中欧相逢这段大历史的界碑。
500年的过程中，根据发生相逢的每个阶段的历史线、相逢主体、当时人们关切的历史主题，以及发生相逢的中心地域，可以大致分为三次相逢：第一次相逢是16—18世纪中叶围绕着朴素的普世价值观展开的神圣人相逢。从利玛窦到中国开始，一直到马尔科尼（音）访问中国，这个阶段是神圣人相逢。第二次相逢是19—20世纪90年代或者20世纪80年代主权国家对垒的强人相逢。第三次是冷战以后追逐差异与量化统治的经济人相逢。一共有这三次相逢。今天是什么？今天什么都是，但从思想最精致的那部分看，可以叫做生态人相逢，生态人相逢是人类第一次可以围绕着一个主题超越所有的外在界限如国家、文化、种族，这一系列的界限，共同围绕在一个桌子上讨论一个共同的话题。所以环境问题成了大家都可以说的主题，哪怕在政治界定非常严密的时刻，一些有影响的企业家、思想家也可以拿着生态的主题做一些事情。
我们现在处于生态人相逢的时期，这不再是中欧相逢，因为我们真的进入21世纪人类的相逢，中欧相逢已经不存在，因为以地域、国家划分的时代已经结束。
人生历程中的“阈限仪式”
阈限（limen）在拉丁文中是“门槛”的意思，介于两个区域的中间状态。法国人种学家A·盖内普在30年代研究非洲原住民一生中的各种仪式，也就是生命的历程。比如一百天过一个礼，1岁过一个礼，上学还有入学礼，西方基督教中，13岁时可以选择自己的信仰。意大利小孩到了12岁时，会做“人生历程”，阈限的仪式非常有意思：拿一个小树从中间掰开，让小孩从中间穿过去，仪式就完成了。青年18岁的成人礼会在荒野里修一个小茅屋，让你在那儿待72天，不给你吃，自己想办法，自己必须有能力拯救自己。再回来就成人了，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所以人生历程有无数个仪式。
在这样一个人生历程的研究中，盖内普提炼出阈限理论：前阈限阶段、阈限阶段、后阈限阶段。在这个过程中，第一个阶段是离开原有的结构，进入阈限阶段，也就是72小时苦难的阶段。非洲有很多阈限仪式，要任命新的国家主席时要经过阈限阶段，让他穿着破烂的衣服，大家羞辱他，痛恨他的人指责他，在阈限阶段跟愚人节一样，随便什么都可以说。国家未来的领袖得老老实实、非常谦卑地坐在那儿，过了这一阶段以后即可获得神圣权利，无论怎么样，人民都会信任你，今后要为人民做好事。这时候，最脆弱的人民拥有了无权利的权利，你当官的，不听我们百姓的，下次别想当了，这是中间阶段。再后来就是重新融入原来的结构中或者进入新的结构中。在这里，一前一后两种状态是固定的，中间是混乱无边界的，这是盖内普发明的理论。
英国人类学家V·特纳专门讨论中间的阈限阶段。那是一种边缘状态的、模糊的，从稳定形态中躲避或被迫分离出去，徘徊于不确定的门槛之处，无地位、无组织、无结构。在这个阈限中，原来结构中等级地位文化的各种区分标准被忽略，阈限人是谦卑的、孤处的、苦修的、服从的、沉默的。比如天主教中的苦修，耶稣是谁？他就是阈限中的一个阈限人，来到人世身子被钉在十字架之前就是一个阈限人，非常谦卑。
中西相逢的过程和现代性的进程已经成为一个永久的状态
我们的现代化过程有三百多年，我们一直没有从这个过程中走出来。中西相逢是现代化的产物，是最能够体现阈限状态、模糊状态的一个空间场域。本来阈限是过渡性的，很快就会结束，但在我们面临的生活中，中西相逢的过程和现代性的进程，很不幸地成为一个永久的状态。
中西相逢的跨文化交叉场是一种无结构的阈限。磁场、心理场、格式塔、完形理论跟这个场有关系，有的看得见，有的看不见。这个“场”是无形的，但又紧密地吸引着我们、作用于我们。文化场是无结构的阈限。一直到今天有人还在问“那个可恶的西方到底是什么？”秋风说秦代已经解决了现代性问题，儒家已经解决了后现代的问题。后现代是一个时间上的词，不可能在三千年前说。
中西在无数优美动人的相逢中创造了无数的精神性产品
历史人类学既强调历史学，也强调坚定不移地使用结构，但非常强调主体的作用，否则不可能有中国人用筷子吃饭、西方人用叉子吃饭，有这么多不同语言。在中欧相逢的阈限中，双向代言人的作用非常重要，它是人与人之间的相逢，这可以消解掉原来预设的障碍。在整个百年相逢中有无数优美的、动人的，在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的相逢，而在他们的相逢中创造了无数的精神性产品，我叫做“第三类知识”“第三类生命体验”。这是中国和欧洲共享的知识成果、文化成果，在今天非常重要，第一步解决掉了中国人看不起西方人的说法。大家都知道朗世宁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王朝里当宫廷画家，我不知道怎么还把他叫意大利人？在生命体验中，会发现有这样一个第三类人，我称他们为跨文化人，阈限中的人。
文化相遇阈限中的基本概念：跨文化认识路径、相逢交叉场、阐释型构。英国社会学家蒙特·鲍曼所作的《流动的现代性》，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这个世界能够动一下，就会聪明得多。当军人射击时，三点成一线，闭着一只眼睛，眼睛瞄准任何一个物体。然后换一个眼睛，发生了什么？——位移。这使我们产生困惑。但实际上有三个视角，我们就更有智慧，而且对事物的认识会准确得多。所以阐释型构是一个动态过程。流动中，我们每次都会有一种新的认知，每次都会产生新的判断。于是，整个认知过程，对于现象的判断就成了阐释型构。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柳暗花明又一村，爬山远足时，走着走着，抬头看——哇，一片新气象，这个过程是不断地贴近一个目标、不断地有不同的阐释的自动的过程。不管是什么时候，永远有人到中国来，中国人也会不断到国外去，永远作为一个认知主体产生新的判断，融入到另外一个世界，再出来，再融进去。这个过程是自动的进程。中欧相逢也是一个不断阐释、形成新的构架的自动过程。在这个自动过程中，不断地往里加入新的带有各自文化要素的东西，形成新的自系统。这个不能拿儒学解释，因为这是属于我们的，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
到“边缘地区”去：在自由的状态里，人的创造力很强
今天需要的是多样化认同。因为正是异质认同和自我认同导致相逢在阈限过程中的持续程度。比如我们有过的闭关锁国，那是自我认同强烈极了，还有今天所谓的中国梦，无论是精英、政治家还是普通老百姓，民族主义高涨，这正是自我认同增强，他者认同减弱的结果。
镜像效应是指我眼睛里有你，你眼睛里有我，我们是他者当中的自我，自己永远看不到自己，要有他者作为一个参照系。如此，我们的存在才有意义，这个意义是他者对你形成的。
在阈限的状态中，我们图的就是那点自由，在自由的状态里，人的创造力是很强的。天天被管着，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智力一定会减低，在被管的状态下，人完全没有自由思考的可能性。所以阈限非结构中有一种充分的灵活性。
在模糊的边界地区其实最“富饶”，比如：沼泽、湿地就是最富饶的，鸟就在海陆交界的地方觅食，因为这是最富有的。因此大家要去边缘地区，对于边缘性我情有独钟，是最有趣的地方，当然也是最危险的地方。
整个文化交流几乎都在积极的误解上开展
距离原理很简单，在中国的传教士，外企在中国的驻地单位与中国进行的是近距离的交往，他们与梵蒂冈教宗所在地以及跨国公司总部对于现象的认识完全不一样。同样地，不同的文化人对于现象的认识也会很不一样，这就在内部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和冲突。一个例子就是在中国发生的长达一百年的，影响了整个欧洲、整个世界的“中国礼仪之争”，这个很有意思。
在沟通策略上，利玛窦很狡猾，法语中有一个“耶稣会士”的词，在法语里是狡猾的意思。利玛窦他们就是耶稣会士。他们在传教时，首先是要融入中国传统儒家的文化要素，拓展其影响力，接着才能“超儒”。所以在前几个阶段，他们当然要做很多妥协性或者认同性的工作，也会被其他很多教派拿过来作为攻击的依据。以至于到1773年教宗解散耶稣会士，觉得他们背叛了上帝：因为在中国，老百姓祭上帝时还祭孔子和祖先。
我有两个概念：一个是主动误解，一个是积极误解。积极的误解，如利玛窦把圣母抱着小耶稣的照片拿来，呈现给后来的崇祯皇帝，崇祯皇帝觉得宗教很好：这不是送子娘娘吗？因为当时抱着的是一个男孩，如果是女孩就完了。但因是男孩，所以就接受了。积极的误解很多，几乎是在积极的误解上开展了整个文化交流。还有一种是主动误解，有意识的，叫做“Proactive misunderstanding”，我要有意地去误导你，这是一种策略。一些知识分子认为有误解不好，总是试图分清。
多元身份在生态时代和唯一人类的时代要有多元的认同，我们不需要放弃中国人的身份，也不需要拒绝其他人身份。我基本上是一个穿中国服装的人，所以我经常跟民族主义者说：我是唯一一个中国文化的继承人，你们都不是。实际上，我们用的东西没有一个不是西方的，但很多人却在那里破口大骂，试图摆脱我们对于西方的依赖性。但我认为我们要有能力接受现在自己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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