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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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nar von AC Nautik für das Küstenpatent in Kroatien. Seminare in Wien,Graz,Salzburg,Opatija, Graz und Zagreb.

吴小萌

在《论语》中,出现了十几个“师”字,大多数的“师”,显然是取它最原始的意义,为“众人”、“队伍”、或者是“军队”之意;另外还有四个“师”,古往今来,则是一直被当作“传道授业、答疑解惑、教书育人”的“老师”来讲的。

我不是“国学家”,甚至连“国学爱好者”都谈不上, 不会大段地背诵《四书五经》,也不会“训诂”或作“今文”、“古文”分析,但当我怀揣着孔子的“一以贯之”的“科学”逻辑,偶然地阅读了《论语》之后,却猛然发现,在《论语》里,竟然根本就没有什么“老师”…

 

(一)“当人不让于师”

那天,又跟人聊起《论语》,聊到这一句,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平时,我们习惯了“当仁不让”这个成语,用的地方也大体正确,无非是“坚持正确的己见”,更引伸为“咬住真理不放松”云云…

可能有人不知道,这个成语的溯源就来自于《论语》,来自于“当人不让于师”这句子曰;然而,即便知道了这个出处,成语后面加上了“于师”二字,一时间,却还是让人有点发懵…

古今中外,一直不乏有“通晓”《论语》者,从古籍传承、现代研究、喝茶聊天,可知,人们都认为这六个字说的是下面这个意思,而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即“在仁面前,即使是老师,我也不让他”…

古汉语,有些绕,但似乎人们对这句,都没什么异议,我当然也十分明白众人的说法,那意思,无非是希腊人“我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中国版嘛…

于是我问,“孔子有过号召弟子们反对老师吗?”

人们回答,“非也!”

我继续问,“那就奇怪了,那为什么孔子在这里建议弟子们可以不让让老师呢?”

跟聪明人打交道,就这点好!大家一听就明白,聪明人面前不必多说的…

一阵交头接耳后,终于,有人问: “那,你说,这句话,应该怎么解释呢?”

于是我来解释,我的解释来源于我的基本模式,至于我的基本模式与这句话之间的大段推理,容我不在这里赘述。正因为我的解释来源于我的模式,所以,我不认为我的解释是牵强附会的,而是自然流露的。实际上,在我第一次面对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是即刻有了自己的观点的…

我开篇说过,孔子时代的“师”不是指老师,只是到了后来才管“师”叫做老师的(如《荀子》和《礼记》中的一些模棱两可词句),而大举把“师”当老师讲是出自唐朝的韩愈…

(“三人行,必有我师”,其中的师,也不是老师的意思,下一段我会讲…)

上面说过,我并非训诂高人,对“师”字训诂得对不对,我心里并没谱;同时,我也不是国学爱好者,我只是科学爱好者。我只是偶尔翻看《论语》的时候,记住了孔子的一句话,叫做“一以贯之”,我坚信这句话,并使用着这句话…

孔子是阶级“差等”的卫道士,孔子理论的宗旨是不许犯上作乱的(这里,我不评价孔子其人是否好坏,也不评价他的理论是否好坏…)。在孔子眼里,“老师”与“学生”,是分属两个阶级的人群,他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犹如“君君”和“臣臣”的区别,也犹如“父父”与“子子”的区别…

既然如此,信奉上下有别的孔子,他怎么能够教导学生去“伤害”老师呢?要知道,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这种即定了的关系,那本身就是“仁”哪!孔子怎么能够允许通过“不让于师”来“害仁”呢?

于是有人接着问我: “既然孔子不伤害老师,照你的认为,这里的“师”,该怎么讲呢?”

我说: “应该还‘师’其本来面目,那时的‘师’,是众人、队伍、军队的意思,2500人为一师…”

众人: “当军队讲?”

我说: “不信你试试…”

实际上,《论语》中出现过的十几个“师”,其中只有四个貌似为“老师”,而其他则实实在在都是军队、队伍的意思…

有个人试着用我的方法重新翻译“当仁不让于师”这句话: “在仁的面前,就算有2500个战士阻拦,我也不让!”

那人说完,嘟哝道: “咦!?有点感觉,但总觉得有点哪里不对…”

我说你再翻译一遍“杀身成仁”…

那人: “在仁的面前,哪怕失去性命,也要维护仁…噢!有点感觉了!有意思!”

好了!轮到我总结…

孔子认为,在仁的面前,哪怕舍去自己的生命,哪怕面对2500人的战斗,也不能退让!因为“仁”是社会秩序和人群交往的最高目标,我们要朝着“须臾”不“违仁”的境界而努力…

仁,本身就是上下有别、师生有别,而其他则为细枝末节,我们怎么能够为了细枝末节的事情去伤害老师呢?伤害(超越,或对抗)老师,本身就是最大的“不仁”!

而失去性命,跟人家战斗,则可以是为了“仁”的!孔子的学生曾子说过,“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我不是孔子的维护者,也不是孔子的超级粉丝,我只想用一种独特又合理的方法,重新评估孔子和《论语》…

 

(二)“三人行,必有我师”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再说一遍,孔子时代的“师”,基本是只当“队伍”讲的,还没有开始当“老师”讲,因此,《论语》中的十几个“师”,据我看来,也没有一个是用来当“老师”来讲的…

“三人行…”的翻译,我想尽人皆知了吧?不用我在这里再费口舌…

但我觉得,尽人皆知的翻译,只是“尽人皆知”而已,跟是否正确(个人认为的)是不可等同的。我认为,“三人行…”的这个“尽人皆知”的翻译,就是一个不正确的翻译,是跟孔子的“一以贯之”思想相背离的…

让我们先来质疑一下下…

首先,这里的“师”,如果当“老师”讲,那为什么要强调“三人行”(或“多人行”)呢?两人行,不也可以以对方为老师吗?

这里,“三人”,是个很重要的条件,在古代,一般来讲,三就是众的意思,而众人的概念在这里出现,我不认为会跟老师有关,难道会是“一群老师”吗?

其次,既然“善者”被“择”来当老师,为什么不直接说“向老师学习”,而是说要“从之”呢?

最后,如果“不善者”也可以用来作“反面教材”(某些后人就是这样认为的),那么,春秋时代的“老师”观念,也有点太超前、太现代、太民主、太时髦了吧!?

(大家知道什么是“师道尊严”吗?记得当年我小的时候,学校里批“孔老二”,就是把他的“师道尊严”拿来很批的…)

然而,如果我们换个思路,把“师”当“队伍”讲,将三人在一起的“学习”情形转换成人们在一起交往的“类社会”情形来观照,而不是放在“类学校”的情形之下来看待,那就不一样了,上面的那几个问题就可以得到很好地解决,并使其顺其自然,符合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

要说明的是,我不是为了解决问题才引入“师”的“队伍”说的,我是从我的理论模式出发,不附带任何枷锁地来新鲜朗读《论语》的。当我第一次看到“三人行…”这句话时,我基本就是这样想的…

不是说要“万众创新”吗?请接受并审视我对《论语》理解的文化创新…

其实,孔子在这句话里,描述了一个在与人相处时,如何从善恶角度观察社会人群、然后再如何以善恶来区分人群并如何“选边站队”的方法…

既然谈到选边站队,最好要在“我”以外,出现另外两方,再加上“我”一方,最起码是三方,所以才有了“三人行”…

有人说,“众人行”,不也行吗?当然,“三人行”,还不就是“众人行”嘛…

善者,(也可以说“仁者”吧,在我这里,善与仁,基本是等同的…以后再讲善与仁的关系),或者是善的行为,如果在三人中出现,那我就跟随之,或与之为伍,站在善者的一边(这与孔子的一贯说法是相符的)…

如果三人中有人不善,那怎么办呢?这时,请注意了,儒家的个性显现了…

儒家的个性是,遇到违背“善”的情况,就要努力去改变之,这个“努力”,是区别是否为儒家的一大原则(当然还有其他几个原则,不在这里赘述)…

这样一来,“三人行…”这句话,恐怕要这样来翻译了…

“在与众人交往的时候,总是会遇到(相对)善良的行为和人们,也会遇到(相对)不善良的行为和人们,于是,我就能决定我该如何选编站队了…跟随善良的一方为伍,并动员不善的一方,去恶从善,加入善者的行列…“

这里,没“老师”什么事儿…

有些人以为,“恶者”也可以做一个反面的“老师”,那么,在那个强调社会差等的“师道尊严”的时代,如何允许你去“改”那个“恶老师”呢?

孔子的学问,就是教导人们如何在社会的大背景下进行和谐相处的学问,也是鼓励人们去尽力改善社会中不和谐的学问;孔子的“学”,就是“跟从”,就是去“做”…

 

(三)“温故知新,可以为师”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有点像“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但是,你们见到过谁家的孩纸,能在反复的复习中,得到快乐的?

我的孩纸没有过,我自己也没有过。

上文说到,孔子的“学”,就是“跟着做”;而孔子的“习”,就是“试着自己做”…

通过“自己做”而得到快乐,则是有的。我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是这样,我学做小头目管理人的时候是这样…(为什么?有深刻的物理生物基础,属于另一话题,不在这里展开)

同样道理,你们又有谁见过,通过多学两遍、多复习两遍同样的知识,对知识有了更新的理解和领悟后,就能一跃具备了当老师的能力的?春秋时的老师,是这样来的吗?这个当老师的条件,是充分条件呢?还是必要条件?

于是你们问,“照你说,这里的‘师’,又是‘军队’不成?”

军队不军队滴,咱先不谈,我只认为,春秋时的老师,决不是可以这样来滴。

那么,子曰的“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是个什么意思呢?众所周知的解释是,“温习旧的知识,从而得到新的理解和体会,凭借这一点,就可以成为老师了。”

乍看起来貌似很贴切,细究起来其实并不正确…

在我们后人的头脑中,已然深深地印下了唐朝韩愈之老师之定义,却不能一下子将时空穿越到春秋之远,而那时,“师”之为“老师”,雏形还未建立,我们从孔子弟子的言谈中,未见“师曰如何如何…”,只见“夫子曰如何如何…”,“夫子”,才是老师。

然而,春秋战国,的确又是“为师”的年代,但是,彼“师”非此“师”;诸子百家,你方唱罢我登场,为学问,为派别,为技艺切磋,为华山论剑…

不使自己的理论成套,怎么可以成门成派?

成就理论的路径与方法,乃学而时习、温故知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还需首尾相接,理论坚韧到可消除骚扰和波动,可自组织、自适应…暂且不谈)

什么时候理论成熟了,有灵动、坚韧之象了,什么时候我们就可以说理论自成一派了。派别即成,“为师”即成,一派,就是一门,就是一“师”…

为师,就是“成名成家”,就是为“子”为“家”,然后挤进诸子百家…

于是,我们有儒家、墨家、法家、道家、名家、阴阳家…一伙又一伙,一帮人又一帮人,各自成师,不一而足…

哪怕某个家现在成师了,也不能保证他日后会持续地成师,因为它的理论不自洽,或因它成师的环境有变化(自组织能力不强,不能消除环境的骚扰和波动…,如墨家)。

“为师”的气象,除了“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外,还可以有“举一反三,可以为师”、“触类旁通,可以为师”、“首尾相接,可以为师”、“学而时习,习有所得,可以为师”…

温故而能知新,说明理论有根基,有活力,可以长出树叶、开出花朵。

孔子“一以贯之”理论的每一句话,大都是可以进行“温故而知新”式的“韧性”和“活性”推演的,它自成一派、自成一师,它曾有三千弟子,后又被历代统治者所采纳,其师不可谓不庞大。

 

(四)“无常师”

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试着选用一种翻译:“周文王武王的道,并没有失传,还留在人们中间。贤能的人可以了解它的根本,不贤的人了解它的末节,没有什么地方无文王武王之道。我们老师何处不学,又何必要有固定的老师传播呢?”

请注意,这段话里出现了真正的“春秋老师”,子贡作为弟子,他管他的老师孔子叫“夫子”…

又请注意,“常师”的“师”,又被翻译成了“老师”…

在那遥远的西周社会,周文王武王创立了一整套治国理政的“有活力”的理念,并通过300多年的社会实践,成熟地运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阶层。到了春秋时代,孔子所处的社会,尽管礼崩乐坏,社会的各处,却无不留有按“周礼”来规范行为的习惯和影子…

你融入黎民百姓,他们会告诉你日常起居的礼节;你走进达官贵人的圈子,官员们会教给你揖让应酬的繁琐…

这种周礼的广泛存在,正是它系统性和适应性的渗透体现,也因此,周朝之礼教,历时300多年,不只是流行于上层,还散布于民间,它是当时的人性、环境、教化方式的相对完美的结合,怪不得被孔子所大力推崇。

当然,每一种社会模式,也都有其不完备的地方,或是其适应了这个社会,却不能适应另一个社会,周礼也有其弊病,我们不在这里讨论。孔子所推崇的周礼,是因为它可以通过人与人交往的“礼乐”约束,建立和保持社会的和谐,而这个社会的和谐,不光是只对上流社会有用,也对最广泛的人群有用,而不是只拘泥于一流一伙…(有的社会理论,就有这方面的缺陷)

所以,要想了解周礼,学习周礼,我们大可以融入社会各个阶层的最广泛的人群之中,吸取其营养,体会其精髓。

故曰学(做)礼无“常师”,在不同社会人群处,我们都可以找到向他们看齐的因素;故曰学(做)礼不固定,三教九流,都有特定的礼数,都有值得看齐的地方,因为周礼是整个社会的行为规范,不能做之偏于一隅,不能学之缺乏联系…

故有传说中孔子问老聃,而无有传说老聃问孔子…与老聃为伍,是在赞成其“恕道”…

故有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反被乡邻耻笑…向地方规则讨教,是在摈弃理论的“意必固我”…

“无常师”,就是不拘泥于一个特定人群,不拘泥于一个特定环境;“无常师”,就是融入各种人群,与各种人群中的和谐为伍,从中汲取周礼的方方面面…

“无常师”,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

以上,我们相继探讨了“当仁不让于师”的“军队”、“三人必有我师”的“站队”、“可以为师”的“成队”,以及“无常师”的“各类众人(队伍)”,我本着孔子的“一以贯之”的精神,不认为《论语》中的这些个“师”是指“老师”们,这不光是涉及一种文字意义上的商榷,实则关乎对孔子理论意义的深刻理解。

师,从战国秦汉始,才逐步成为“老师”…

到了唐朝的韩愈,他的所谓“圣人无常师”,已是“彼师非此师”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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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该文章由作者赠稿,文章不代表本网站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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